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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现场 当代文化语境中的诗歌写作
点击数:427    更新时间:2014-12-12 11:46:14    

世宾、黄金明、龙扬志、苏文健

主题:第三场“文学·.现场”座谈

时间:201349日上午930

地点:广东省作家协会

世宾:欢迎暨南大学龙扬志和苏文健两位诗歌批评家来到我们的“文学·现场”,我跟黄金明是作协工作人员,也是多年的好朋友,今天我们主要谈 “当代文化语境中的诗歌写作”,大概涉及三部分:诗歌话题回顾,当下文化语境中的诗歌,宏阔视野与诗歌写作。

诗歌话题与回顾

龙扬志:回顾最近十年或者是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有关新诗的基本发展状况是挺有意义的一个话题, “新世纪文学”现在已经不新了,近几年关于新诗总结的一系列行为已经有一批颇具标志性意义的成果,谢冕老师主编的《中国新诗总系》对一百年的新诗进行总结的工程;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刚刚推出《中国诗歌通史》,是一个从先秦到当代数千年诗歌史的全面回顾,值得关注。最近洪子诚先生跟程光炜先生两位重要诗歌学者主编《中国新诗百年大典》,共30卷。这三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工作,说明我们对于整个20世纪诗歌甚至更长时间维度的诗歌在展开一种有意识的经典建构。这种学术活动包括诗歌经典选编、诗歌史书写等实践是否经得住时间考验,暂时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不过它意味着我们对过去的新诗史在逐渐完成一个稳固化的工作。我们现在需要通过写作的方式构建属于21世纪的经典。

世宾:纵观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诗歌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开放、自由的发展趋势,这三十年,国家经济、文化、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文学和诗歌方面相应产生了多元和多层次的重要现象。

80年代早期代言式作品流行,诗歌发出的是集体的声音;第三代是个人的诉求,在欲望、观念、语言上不可避免地呈现多元的态势。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更是把个人化推向极端,并参入了许多策略性的写作,各种观念,各种流派百花齐放。这三十年中,我们看到诗歌生态就像一个喇叭型或者金字塔型,朝多元化方面不断扩大,各种各样的美学思想在我们当下的诗歌中得到呈现。

所以回顾这三十多年的诗歌写作,我觉得多元、自由、开放是我们诗歌生态一个很明显的特征,这种生态是值得肯定的,无论它是否泥沙俱下。必须通过多元对话才能够不断寻找到诗歌自身独立的道路,文学艺术也只有在这种自由里面才有可能呈现它自身的精彩和世界的丰富性。如果可能,我希望有更多的禁区可以突破。

龙扬志:“回到文学本身”,就是回到文学与人密切相关的层面,从80年代以降,文学加剧了回到文学自身的诉求。

世宾:我觉得开放的政治未必需要实现对文学自由的剥夺,其实它可以做到给更多的文学自由,因为文学自身并不干预外面的东西,自身就是自身的问题。    

苏文健:回顾新诗的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在毛泽东的“延安讲话”之后,由于受国家政治一体化影响,文学背负着浓烈的政治意识形态,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因而“新时期”人们热切主张诗歌回到诗歌本身,强调诗歌内部的自足与自律,这一诉求给新诗发展开拓了一个繁荣局面。好景不长,90年代以后,受到市场经济冲击,诗歌失去了80年代拥有的荣光。很多诗人面对残酷的诗歌生存现实,又纷纷的想回到那个梦想的年代,试图以诗歌介入现实,为时代代言。 90年代末关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的争论,把诗歌推到一个充满口水、立场的浮躁境地。在消费社会的新情境下,诗歌面对外部世界的芜杂变化,诗人如何能够找到合适或适切的诗歌语言来表达呈现人们内心的复杂体验呢?其实,诗歌一直都需回答这个切实问题。诗歌始终与外部的社会现实保持着一种紧张,诗歌在自身内部与社会外部大环境的纠结中,曲折地向前发展、推进。

黄金明:从实用性的角度去理解诗,诗被想象成了某种用具或工具,譬如乐器、容器、武器、药物、取暖器之类,这恐怕是对诗的曲解。如果仅是满足物质层面的需要,跟精神性或艺术性无关,那这样的写作是否能进入诗歌?我有所怀疑。按布罗茨基的说法,诗性来自于对日常经验的玄学化,也就是神秘性。把诗当作某种工具、传声筒或武器是非常粗暴的。从表面上看扩大了诗的用途,但必将削减了诗性之美及力量。好的诗歌即使从日常经验出发,也会提升到人类的普遍意义上来。在众声喧哗之中,诗人应当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保持诗人对语言、思想及经验的敏感。

苏文健:近些年诗歌很容易受到媒体左右。网络技术给诗歌发表开启了便捷通道,但也带来了缺乏灵魂、没有疼痛感的批量生产。诗歌写作沦为语言与技术的游戏、狂欢,当下诗歌表面上呈现一片热闹繁荣景象,却危机四伏。

世宾:网络时代没有发表平台过滤,实际上为诗歌、语言提供了狂欢场所:这里面有偏激的思想,“恶搞”的趣味、娱乐至死的狂欢。

苏文健:当下诗坛有很多无根浮动的东西,它们一方面让人觉得诗坛非常热闹,另一方面它又使得诗歌难以消除寄生与无根的无力感。

世宾:诗歌应该是有边界的,但是现在已不受限制,它无限蔓延到任何地方、任何层面,为所欲为。

苏文健:由于市场、网络媒介推动,这些年的诗歌空间发达活跃,但是同仁刊物和小圈子使得诗坛形成了山头林立的许多派别。有些小圈子不惜借助媒介与市场炒作,处心积虑地搞出一个个新鲜但华而不实的概念,轮番轰炸,制造诗坛烟幕弹。把诗歌工具化与私利化的行为使得诗歌蒙羞受辱,是极不负责任的。诗歌不关涉到“人”的精神需要与生活的真切感受,尊严无从谈起。

世宾:包括网络、民刊、官刊等媒体,它们貌似无限开放,发布、发表平台很多,但实际它们只能作用和针对一个很狭小的某个群体、某个地域。过多的平台把单个媒体的影响力消解了,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媒体的一个特征。

龙扬志:新媒体从新闻传播学角度说是“自媒体”。微博与博客的出现,包括很正式的审查机制不像以前那样严格了,所以导致诗歌文本更加芜杂。

黄金明:所以更加需要评论家从沙子里淘出金子。

世宾:评论家肯定也有他们的选择立场,他们的价值观、立场实际上在这个筛选、推荐和确立经典的过程中,会发挥作用;但由于现实利益,也肯定会有许多类似娱乐活动的争吵、眉来眼去和自以为是的幻觉,最终结果还需要时间和历史来进行一个判断和定夺。

黄金明:最靠谱的还是时间。

苏文健:虽然有大量风格差异的诗歌选本出现,它们是否经得住时间的淘洗在此不必多说,但是诗歌美学的遮蔽性与压抑性可能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

龙扬志:一个很大的前提是,它们已经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后人肯定会慢慢从中选择的。因此研究与批评的后来者一定会被引导。所以韦勒克说时间又是靠不住的。

黄金明:一个文本的经典化需要更长的时间,好诗是经得起时间淘洗、冲刷的。它还必须经得起各式各样的折腾,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或超越性,譬如说,经得起从国族、时代、文化等角度去打量或阅读。如果经不起,就不是好诗。   

世宾:我们相信历史中有非常多心血都被淹没了,许多优秀的思想、心灵被偏见和时间彻底淹没掉了。但是这种湮没对一个写作的人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遗憾,因为写作实际上只是自身生命的需要,自身在活着时倾诉那活着的疼痛、战栗和期望的需要。

苏文健:诗歌经典化问题,通过文本的相关运作机制和在历史流传中的演变,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复杂因素,不好三言两语说清楚。通过媒体炒作或者研讨会等大肆传播宣传的诗歌都是过眼云烟。

龙扬志:我们对于理想的诗歌及其生态的期待,可以说是“回到文学本身”,当然这个问题不一定成立。为何觉得有一个理想的诗歌或者理想的诗歌生态?可能意味着我们有一种成见在里面,包括我们对当下诗歌或者诗坛的浮躁与肤浅的批判,我们需要更新诗歌的经典和经典想象,诗歌本身并没有把政治或者其他显示当作内在的一部分。

黄金明:如果只有一个标准,那当然会对诗歌造成干扰。在复杂的文化背景下,诗歌写作面临很多挑战,但更多的是个人选择。有的人选择走老路是可以的,但也得允许另一拨人去走新路。关键是每个人都不要被别人代言,也不要轻易去为某个群体代言。

龙扬志:其实我们始终在坚持我们的文学为自己代言,“代言”关键在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周作人当年说,凡载自己之道即是言志,言他人之志亦是载道。

世宾:只要政治与文化是自由的、多元的,这种所谓的代言是容易被忘记的,它会消解在自由的氛围里面,强加在自由的氛围里面是无效的。只有压制、唯一性或者跟权力结合起来的时候才会产生代言的后果。

苏文健:当下诗歌呈现出多元化的美学倾向,但是创作者心中是不是存在着一种共享的诗歌观念?比如,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有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或者一个适中的评判来认定、区分这些是而那些不是诗歌?我们能够找到诗歌的公约数吗?它关切到诗与非诗的界限。

龙扬志:布鲁姆曾经在《影响的焦虑》中谈到“强者诗人”有可靠的审美素养和广博的思想深度,他们可以为文学世界设立典范。

黄金明:诗人不能按别人的标准去写作。归根到底来说,最重要的是创造性。现成的道路有千万条,都不是我的。

世宾:我们处于自媒体的时代,展示的自由以及社会各个阶层还有不同的个体都有不同的需求,这种现状产生了诗歌多元化和混乱状态。但是所有的希望也在这混乱里面,无论写作还是各种创造性劳动,说到底最需要的就是自由,混乱之中也充满了活力。

二、当下文化语境中的诗歌问题

世宾: 先谈一谈我们当下写作面临的文化背景。我们正处在一个所谓大国崛起时代,我们有自身民族文化发展以及谋求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在世界格局中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在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自身的作用的愿望。在文化上,主体地位的确立意味着我们必须回到我们历史文化中,从文化根部与当代世界文明结合,产生一种具有未来性的、能推动世界文明发展又具有东方精神基因的新文化。现在我们需要一个自由开放的思想空间,能让社会个体、各个阶层有自由表达、呈现他们价值立场、利益诉求,这样才能推动我们的文化创新和文化建设。

诗歌从汉语言转换到英语、拼音语言可能有一种交流障碍;特别是与经济价值的脱钩,使它在全世界的交流出现了滞后的现象。当代艺术在交流方面要好很多,在推动当代艺术发展方面,艺术界所做出的各种努力值得诗歌界参考。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大型机构培养博士后、博士生,设立一些课题组,譬如“当代艺术的现代性之路”,组织全球最优秀的华人,包括哲学、文化、评论家、艺术家等优秀人才思考和讨论这些课题。集中力量推动当代艺术在世界背景下寻找中国的艺术发展道路。而诗歌界现在是一种散兵游勇式的方式,甚至学院在诗歌人才培养上也显得缺乏高瞻远瞩,而且诗歌所建立的文化背景有时候显得狭隘。

诗歌是从什么地方出发的?诗歌和艺术是否有不同的立足点?如果从背景来看,艺术更注重大文化,诗歌更多的是从个体、从生命出发,这样一个立场是否窄了?这是否对我们挣脱西方诗歌的影响,建立有东方特色或具有未来影响的诗歌形成了障碍?

黄金明:从外围环境来说,推动的作用是有的,尤其是传播。但还有另外的角度,譬如从诗人的精神性来看。

世宾:你怎么看文化背景对诗人写作的影响?

黄金明:刚才我们讨论的自由状态就很重要,那是诗人的立足之本。与其说要坐等环境改善,还不如用写作从内部去突破它。诗人不要对外部环境有过多依赖、花过多精力。诗人跟文化推动者或者评论家的做法应有所分工。诗人多考虑创作的事,评论家多做一些推动的工作。有了好的文本,也会对环境有改善。短时间内可能没有效果,但慢慢就会对社会产生作用,反过来也会推动环境的改良。诗人的天职在哪里?最重要的是做什么?还是在文本的建设上。当然这个“环境”,我认为这是整个社会的变迁,需要所有公民共同努力。

龙扬志:具体的写作其实也是在“书写”历史,它有多层含义。

黄金明:诗人应该把精力更多的放在文本建设上。如果文本建设好了也会促进时代的进步。

龙扬志:我同意您的看法,这是诗人在当下的写作问题,世宾所说的是如何来扩大我们对于世界文学的作用。

黄金明:如果诗人过多去考虑传播或作用,好像不是诗人的本分。

苏文健:从创作本身来说,诗人创作会因为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知识结构等的不同,他的诗歌风格相应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决定其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与推动力亦具差异。

黄金明:这个就要看文本。大家对诗人的评价,看他的诗里头到底有多少空间?精神的,或艺术的。他的诗到底对这个时代的精神、文化有多大的触动?诗人必须在这方面努力。

苏文健:我们有这样共同的共识,但是诗人如何从个人内心感受出发,结合具体生活经验的差异,去融合外在社会的变化,即怎样去融合个人经验与社会经验?诗歌写作如何能够有效地处理个人内在的经验与外在社会万变的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应该是每一个严肃的诗人在诗歌创作中的自觉诉求。诗人太过耽溺于个人私我的世界或者太过沉醉于外部现实的书写,或许都会被认为是不能有效地使诗歌形成这种微妙的紧张关系。我记得阿波利奈尔曾说过,“一个伟大诗人与伟大艺术家的社会功能,就是要不断地更新自然界在世人眼中的表象。”这种伟大的理想抱负放在今天来看,它一点都不过时。然而以此放眼当下诗坛,很多诗歌都很可疑。

黄金明:简单说还是要看文本,它是否足够丰富,是否经得起各式各样的解读或评论,有没有多重阐释的可能性。它能否站得住脚,就是要看这个。

龙扬志:诗人的天职是必须先拿出文本,拿出东西来看,这是一个前提。

黄金明:有了知识、抱负及眼光等条件之后,怎么样才能写出一首像样的诗?我更想探讨诗的本体及写作本身。

龙扬志:我觉得这个前提是不需要讨论的,毫无疑问。

世宾:好,不讨论这个问题。

龙扬志:一个人的抱负必须超越个体视角,中国诗人如何站在中国文化角度上去思考世界性,实践具有普遍意义的写作,只有他的抱负大于个体性,才有与世界文化对话的能力。

苏文健:这个时代的文化太过丰富了,那些大众通俗文化的娱乐至死追求,很难有效解决人们心灵或精神的疲乏,不能给人们提供足够强大的精神支持和满足需要。因此,读者返回到文学或诗歌本身来寻找。诗歌的情感起伏,它为浸泡在世俗纷繁而疲惫的心灵带来安慰和刺激,诗歌变成人们生活中的一种需要。这就牵扯到诗歌的消费问题。

龙扬志:我们说诗歌是一种有难度的东西,追求一种思考的精密性,可以说这对于语言本身具有强大的创新力量,从宏观角度说,语言关系到一个民族思辨力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回到诗歌本身”,回到这个艺术的层面,又要超越技艺层面。

世宾:随着媒体的快速发展,诗人有迎合大众消费、阅读趣味的冲动。诗歌的确是保存民族文化语言精华的重要手段,它让我们的语言更加有力,在精神表达上更加宽阔、更加多元和更加深邃。但是我们现在的诗歌写作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问题,譬如说,我一直以来对口语化写作持批判态度,不是说不能使用口语,但是口语化写作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让语言成为工具,因为口语化写作的目的不在于语言,它的目的在于表达他那么一点意思,语言没有血肉感,没有深度感,没有张力,诗歌变成了脑筋急转弯,用的是讲段子、甩包裹这样一种手段;读者一看就懂,会意一笑,你说到他的心里去了。但是诗歌在这里也失去了更深邃的东西。口语诗人仅满足于他自身的需要,对于诗歌所进入世界的复杂性和难度不太在意。他们对于我们生命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所产生出来的种种矛盾性,在这种急迫之下的生命空间感,普通的读者就不会有太深的感受,他们常常简单化甚至麻痹地忽略。因为读者对诗歌是不负任何责任的,这责任只由诗人负责。

找到归属是容易的,也是安全的,但是诗歌不能这样,它要表现生命的难度和去守护某些东西。

黄金明:这点说得好。那些遭人诟病的写作问题在哪里?一个是精神空间比较窄小,二是它的思维方式有点流行化、公共化,最致命的是文本的说服力不够。对于民族或传统的文化来说,仅是保存还不够,还得有创新,要往前走,使你所创造的汇入传统,否则就只是传统的肥料。

龙扬志:口语本身是一个比较复杂、抽象的指代,包括传统的文学也就是说文言的写作,言就是口语,文就是文字,白话文运动就是推动“言文合一”。所谓的口语,这里可能专指口水化语言的随意写作。但是技术角度是一样的,过于随意的口语或者过于复杂的修辞,其实没有本质区别。

世宾:实际上语言怎么使用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诗歌是否必须往大众的趣味倾斜或者满足大众的需要?   

龙扬志:回到“诗歌本体”。  

世宾:在大众媒体产生反响、吵吵闹闹争论不休的事件,可以说全是由肤浅的诗歌导致的,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仍将如此。

黄金明:他们有这个权利。但诗人不应去迎合受众,否则会被素质高的读者嘲笑。

世宾:这样一个传播时代或者说大众主宰传播的时代,诗人怎么去面对写作。

黄金明:那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选择,你要哪一个?你写给谁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道路。我比较倾向于经典作家的做法,就那是写给“无限的少数人”看,这个“读者”可能是抽象的,不特指哪个人,可能超越了国族及时代。这就是“理想的读者”。理想读者就是不跟风的读者,精神独立,敏于思考。这样的读者不是你能迎合的,你必须依靠文本去赢得尊重。

苏文健:现实中的读者往往受批评家、媒体、市场与意识形态等多重影响。   

黄金明:诗不是商品,艺术不是交易,写诗不是做生意。一个有抱负的诗人知道他要什么样的读者。

苏文健:每一个文学创作者内心都有期待的读者,但知音难觅,人所共知。诗人为自身写作还是为读者以及什么样的读者写作,这与诗人的诗歌观念密切相关。

黄金明:那就是我说的理想读者。这是无法强求的。如果你要市场上的成功,大众都来叫好的话,那就有点像商人了。

世宾:虽然现在的写作很多是制造噱头,甚至这些噱头无论是写作技巧还是在思想层面都很浅陋,但噱头让大家关注他了。

黄金明:我理解他们的做法。但诗人不能太功利吧。

世宾:我们刚才讲到中国诗歌有没有在世界的诗歌格局里面呈现自身的一个诗歌的面目,或者建立我们诗歌的主体地位。新诗一百年有两个重要传统,一个是古典中国传统,一个是西方诗歌传统。新诗一直都在向西方学习,无论是语言方式、思想,还是诗歌技巧。这一百年实际上诗歌一直在努力做一个事情,让诗歌呈现一种“诗意”。我把我们这段时间的写作称为“诗意的形态”的写作,这个在西方诗歌史也是这样的。地理大发现,也就是公元1500年前后——之前的,即古典时期,我称之为“模仿的时代”,就是对自然和社会的模仿。到工业大发展之后,我们的社会、自然已彻底改变了,真正的“自然”已经不再存在了,或者说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命名已经完成,那就进入了人类内心、思想世界的一个命名。以人的情感、思想、价值判断作用于对象物所产生出来的审美,这种诗歌形态就是诗意的形态,它强调精神与现实因张力或矛盾性所产生的诗歌空间感。

新诗一百年也是在学习和模仿这种形态的写作,我们现在的写作资源、方法应该说还是西方的,这种写作的确拓宽了我们的生命空间,呈现了人类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我们有没有一个新的诗歌形态可能?如果我们前面出现过两个形态,模仿的形态跟诗意的形态,一个是对外部世界的命名,一个是对内部世界的命名,但在这个时代,一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就像这个杯子,我们叫它杯子,但是这个杯子现在这种命名,我认为它已经不准确了。因为我们的科学和观念的发展,使我们知道它的工艺的生产过程,它材料的合成成分,甚至通过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也知道它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这就使它的使用功能性和社会功能产生了很大的转变,我们对它的认识,已不是“杯子”一词可以概括的。这就需要诗歌有与之对应的写作——一种非命名式的写作。亚里士多德说审美的发生只是因为我们在对象中找到我们内心的对应物,它可不管对象美不美。我们现在是一个再造的世界,它的对应世界(诗歌世界)也应该是非命名的。我们能否开启一个新的诗歌形态?

龙扬志:你指的是后现代来临之后产生的观念破碎和认知重建……

黄金明:如何建立中国诗人在世界诗歌背景下的自信,这很重要,也相当困难。世界诗歌的发展早已不局限于所谓的命名,而至少到了揭示及批判。你看里尔克或帕斯的诗。或者艾略特的《荒原》,首先是命名,但同时也是揭示与批评。

苏文健:其实他说的命名是这个意思,诗人面对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他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合适恰切的语词来命名表达他内心的体验与感受。在此,我们说的这个“命名”,它有很丰富的诗学内涵,它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这么简单。诗人需要努力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语表达自己当时内心对这个世界的感受。

世宾:我们现在实际上所有的问题都在思考文学如何更接近这个世界,而且这种接近当然是建立在我们的精神丰富性的基础上的。贫乏是无法产生思想也无法产生诗意的,更不可能靠近世界的真实。新的诗歌形态的出现,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的世界已是个再造的世界,自然中的造物已不复存在。这种认识和体验,还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

苏文健:最重要的是一个诗人如何找到适合的词语来“命名”自己内心的个人感受与所处时代的社会经验。打开视野,观察内在与外在的世界,这是每一个诗人都需要面对的既容易但又艰难的工作。

黄金明:里尔克说,诗是经验。在世界诗歌史中,有不少诗人做得很好。里尔克、帕斯、博尔赫斯和布罗茨基,都具有典范性的意义。譬如波兰的希姆博尔斯卡,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她善于从日常生活中细小、尖锐的经验融入到抽象、形而上的层面,生动而深邃。前面有了这么多大诗人,有“影响的焦虑”也好,有一个强大参照系也好,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中国诗人何为?譬如说如何建立中国诗人的自信力及文化主体性?

世宾:我觉得我们必须思考,怎样把现代——西方思想运动所产生的具有普世性价值的思想与我们的古典文学、传统文化这些方面结合起来。我们现在也意识到现代性所带来的文化、政治、经济以及人类生存的一系列问题,现在有很多有识之士在考虑东方的智慧,东方的文化,怎么样跟现代性发展过程中这些有价值的观念、文化结合在一起,甚至重新创造一个文明,来修复近500年由西方主导的文明所留下的创伤,解决我们无法逃避的人类生存问题。当然,新的文明不是由西方所主导的,不是从1500年西方的工业文明到后现代的网络文明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史逻辑,而是重新怎么样去整合它。现在大家也提出了很多方案,比如说文明的对话,我认为这种对话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不断整合的过程。

在我们的诗歌中,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跟我们传统诗歌有所结合的,具有中国文学派头、韵味和东方智慧的那种新诗。我认为在当下的写作诗人里面,实际上有一些诗人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苏文健:对于外国诗歌传统,这个方面我们学习的太多了,但不够深刻,熟悉的程度可能还不够。一个诗人如果没有一种很强烈的创新意识与历史传统意识,他的诗歌只好是不断地模仿,模仿别人与模仿重复自己。以这种姿态写出来的诗歌,语言、观念会受到很多限制。当下诗歌创作还缺乏自觉创新的自信心,更大的问题是缺乏相对开明宽容自由的环境。

龙扬志:刚才各位都谈到,中国新诗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就是西方的。我们长期以来的文法系统包括科举制度的取向导致了言文分离,因此,我们应该找到一种属于文学的语言,与时代、大众联系在一起的语言。人们谈到这样一个文化传统,一方面谈到传统审美经验,另一方面是西方的启发,当然,这个启发属于中国现代性寻求的过程,它不是一个费正清所说的“刺激与回应”的后发过程,它本身即有一个产生的历史趋势。

黄金明:新诗之产生,确实是时代的选择,也是文化的选择,虽然深受外国诗歌的影响。我们跟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文化背景都不同,也不能老跟在他们后头跑。老是模仿欧美诗歌是没有出路的。既不能回到过去,又不能跟着别人跑,就只能另找出路。我想各种文化或文明的对话,是非常必要的。凡是全人类优秀的精神遗产都值得重视,不要局限于任何一家一说,写诗关键是要有创造性。诗歌也好,别的艺术也好,如果没有创造力,就站不住脚。

世宾: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们现在是整合资源的时期,把东西方的文化资源和我们的历史以及个体的经验整合起来,产生一种具有阿甘本所说的“当代性”的诗歌。也希望诗歌能把各种各样的优秀的语言、思想和社会实践经验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有着未来指向的诗写形态。

苏文健:任何的文学、诗歌创新如果脱离传统,这是一种无根的创新,它注定不会成功。

黄金明:必须从传统中来,又要有强大的创造性,成为传统这一无尽的链条之一环。

三、诗歌写作与文化视野

世宾: 在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诗歌写作呈现出多元性,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的写作理想,在座的批评家和诗人无论诗歌风格还是批评立场,都有各自的选择。

苏文健:任何诗歌创作者都不会承认自己是技术性写作或者游戏性写作,但是这两种写作姿态又无时不潜伏在诗坛里。一味追求技术性与耽溺于语言游戏的诗歌因为没有“人”的存在,必须警惕。诗人在创作当中必须找回自信心与尊严,与 “人”的存在有密切关联。诗歌应该既能感动人,又不乏思想性。有切身感受的诗歌写作,比虚构与想象的诗歌更具有力量,更具有灵魂的温情。

龙扬志:所有的质问是不需要回答的,并且那些诗人他也不会同意自己写的就不是诗,完全是游戏。看似游戏,他可能也有为“文学本身”或者为“诗歌本身”之类的抱负。口号这东西很容易拿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往往把问题简单化了。当然您这个思考,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首先必须要有一个严肃的立场和出发点,出发点大家都认为没有问题。

苏文健:对,他打的旗号比较大,但是实际做的不是那么一回事。   

龙扬志:这就必须回到自己的本身,口号是没有用的。

世宾:我也谈谈我的一个观点。实际上从我诗歌写作开始,就觉得写作就是为个人理想追求而写作,没有其他的。写作有效性目的首先是对“真相”、对秘密的深邃介入和揭示,我觉得只要你做到这点,文学的尊严就产生了。然后再有另外一个指向,就是怎么样打通生命的那些障碍,使生命走向一个宽阔的境界,拓宽我们的思想和生存的空间。

面对我们的生存现实以及思考精神、生命可以抵达的高度,我在2003年完成的一部理论作品中提出“完整性写作”。上世纪90年代之后,整个知识社会和诗歌写作呈现了一种自我萎缩的精神现象,在紧张和挫败感弥漫的社会生活之中,诗歌萎缩到一日三餐,萎缩到下半身,“自贱”是一种解构的文化策略,也是生存的无奈选择。我问过一个“下半身”诗人是否愿意像他的诗歌一样生活,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在自我萎缩的文化和诗歌背景下,我认为必须强调在个人的生活和写作之中呈现“具有尊严感的人的写作”的重要性。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文化是在寻找一种“道”或“德性”,如何呈现一个现代性背景下的人的尊严就是我的“道”,也是写作伦理的基点。

北岛有这样的诗句,“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成为一个‘人’”作为诗意的立足点我认为依然成立。要成为一个“人”非常艰难,“人”肯定充满过错,生命过程充满遗憾,但是我们能够面对生存状况,坚守人心中活着的那一部分,比如良知,比如对正义和自由的表达和坚持,做到这些,一个“有尊严的人”就呈现出来了。当然,我们强调的不是死板的道德戒律,而是面对过错、缺憾和破碎时的坚持和坚守,所以“完整性写作”呈现的是精神和生命的丰富性,以及在当下可能抵达的生命境界。

龙扬志:我们的写作能够完全地停留在自己内心,不管你以何种名义去写作,总而言之,就需要担当;可能这个担当来自于文学意义的实现,必须要有一种批判的姿态,包括它对于文学问题的批判,甚至对抗。

世宾:丰富性就是写作的道德。但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贫乏,贫乏是一味的去执行而缺乏思虑,丰富性实际上就是听从生命的需要,不断地去延伸我们生命的触角,无论在文化上,在各种各样的现实生活之中,包括我们的欲望,我觉得当这些触角生出来以后,文学的道德就产生了。

黄金明:我觉得有尊严的写作也好,理想中的写作也好,都要有自己的出发点。作为写诗的人,我们的出路在哪儿?我们如何在荒诞中寻求可能性或自由?写作是为了实现人的完善或人的自由,这个跟世宾说的“人的尊严”有相似处。关注人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面对自然崩溃、水土污染、核弹威胁、社会不公之类的现实图景,诗人要有良知。我越来越趋向于从反抗个人遭遇的荒诞和虚无,提升到一个较广泛的层面,即从人类共同的背景与命运中撷取素材,试图走出新路。很多诗人在形式上都看重小技。诗人要揭示人与世界的古老联系,要揭示世界的秘密,但揭示的过程也要保持神秘性。我认识的诗人中,东荡子就做得好,他能毫不费劲地避开事物或形象的束缚,准确揭示出诗的某种美感或秘密。诗要注重感觉而摆脱模式化,就得重视个人经验,放逐教条。

苏文健:刚才听您说,我觉得您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或诗歌写作有着一种非常自觉具体的追求,我想您这种诗歌写作追求与有难度的写作有着内在的关系。

黄金明:必须跟别人不一样又能够站得住脚。

苏文健:理想主义的写作追求对于创作者来说非常重要。那么您在具体的写作中,关于当下经验,你怎样去介入或融汇呢?    

龙扬志:刚才您谈了很多,包括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根据你谈到很多失败的例子,其实我想让你谈一些具体的——发挥诗人批判作用,您觉得当下哪一些诗人写得不好又浪得虚名,能不能举一点例子?

黄金明:在当代中国,“朦胧诗”的多多、“第三代”的欧阳江河及汤养宗等,都是好诗人。不好的就不说了。

世宾:90年代中期之后,有一种写作方法一直延续到今天,即策略性写作。策略性写作需要一个假象或者现实背景,这个背景在政治文化上面有人把它称为庞然大物,它由某种中心文化或强势政治性话语构成。假设有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再用一种结构策略,像下半身、垃圾派、脑残体类似的自我解构去解构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还有另外一种被生活、制度、秩序规范了的欲望写作,它倾诉的是萎缩的个体在日常的欲望、恐惧和担忧,以及一丝丝酒饱饭足的温暖。这两者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严重的问题,他们的诉求和欲望跟某些利益集团构成合谋;而至今,这里面已经获得名声的人还在披着先锋的外衣。

诗歌并不为政治服务,无论你是坚持者还是反对派,诗歌强调的是一种生命的写作。这要求真正的诗歌必须是一种有根的写作,这根和我们的生命、个体的独立性、自由息息相关。根在哪里?根可以延伸到我们的文化,延伸到一个地域,延伸到幽暗的生命里面去。而且根所延伸的深度和广度会强烈地影响到诗歌的价值,诗歌的成就。我们当下的一些诗人已经呈现出有根性的写作了。这些诗人,我觉得他们的写作是值得期待的。

苏文健:您说到一种有尊严的写作,其实就是有门槛、有难度的写作,这种写作肯定会影响着这个诗人创作诗歌的质量与数量的问题。追求高质量的诗歌创作决定了他不可能创作更多的诗作,但是一旦他写出诗歌,便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特朗斯特罗姆以不到两百首诗歌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痖弦凭借不到百首诗歌饮誉海内外,对同辈和后起诗人产生深远影响。这些诗人毕其一生所写的诗歌数量都不多,但绝对经得起时间、时代、读者的考验。当下中国诗坛似乎还没有这种精品意识,或许是诗歌还没有发展到这个时候。

黄金明:又多又好,这是大家都希望的,但是水准比数量更重要。谁都想有读者,有知音,但这可遇不可求。读者跟诗人也在双向选择,是平等的。

龙扬志:当下是很复杂的,它给我们留下很多的课题,我们今天四个人的观点基本上还是有很多共识,基本共识就是认为当下诗歌状况既充满活力和生机,同时又存在很多商业背景带来的浮躁,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建议,只是一个或许值得持续努力的方向。我们作为观察者必须关心这些状况,但是无法代替这个时代去实践。

黄金明:诗人首先要坚持走下去。

龙扬志:对,研究者还是继续做研究,诗人的本职工作应该是创作,摆正心态,现实的想法不能太多,以相对超然的姿态回到文学本身,我们对“回到文学本身”是有共识的。当代诗坛特别在广东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和文化包容力的地方,相对超然的姿态更为重要,如果通过文学实践能够对我们的社会建设产生一些作用,其实也是我们写作一个很根本的出发点。

世宾:我希望外部世界更加开放,更加自由,诗人在他们的诗歌追求过程中,更尊重自身,把个体生命与更广阔的世界结合在一起,与我们的文化、文明,包括自然结合到一起,给生命一种庄重感来进入这个世界,进入自身的写作。我相信一种更具有开放性的,更豁达的诗歌就可以产生。

龙扬志:不同的文化里面,不同的语言是可以息息相关的,这也是回到诗歌本身的问题。

黄金明:从诗人来讲,就是要少考虑商业、受众与市场,多考虑写作。归根到底还是要考虑艺术,诗人以文本说话。

世宾:好的,今天的谈论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据录音整理,龙扬志全文统稿)

(世宾:广东省作协组联部;黄金明:广东省作协专业作家;龙扬志:暨南大学中文系讲师、博士;苏文健: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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