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理论研讨 > 文学·现场 > 正文
“文学•现场”   第21场 文学是一种精神生活方式
点击数:961    更新时间:2015-4-10 11:57:23    

 





 

嘉宾:黄国钦、肖建国、徐肖楠

黄国钦:今天和建国、肖楠一起,交流广东文学和中国文学。我们可以从广东现代文学传统说起。现在很多年轻人有点文学虚无主义,认为广东文学不怎么样也没有传统。其实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广东人就在新文化方面,尤其是新文学方面展露才华。上世纪20年代,太阳社发起人有杨人,30年代左联发起人、领导人有洪灵菲、戴平万、冯铿、丘东平,他们都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并重的先驱者,在新文学史上留下了广东人光辉的足迹。请徐老师也说一说。

徐肖楠: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些出名的广东籍作家跟当代文学现状联系非常紧密,却不太有人提,比如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最重要的开拓者是李金发,他是广东梅州人。中国1990年以后的小说盛行写日常生活,但在张资平的小说中已有很多这样的描写。再比如番禺的凌叔华,亦文亦诗亦画,整个艺术气质与艺术知识、艺术智慧水乳交融,像这样的作家对今天的文学家非常有启示。

回到国钦前面说的问题,我想当代人不太关注广东文学传统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不管是写作还是阅读,文学对我们是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现在更年轻的人没有认识到文学的这种生活重要性,对在文学传统中贯穿下来的人类精神传统没有意识到,因此他会轻易地否定文学传统或不在意文学。另一方面,在文学现状中要看到广东文学传统跟整个中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因为这些人不止影响到广东,而且影响到全国。

黄国钦:很可惜这些文学传统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忘记了,梅州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诗人叫蒲风,蒲风就是写《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著名诗人。

徐肖楠:写小说的黑婴也是梅州人,他是新感觉派小说家,当年在上海也挺有影响。

肖建国:花城出版社在上世纪90年代出了一套张资平的作品集,分上下两集,当时销得比较好,这套书主要销量还是在广东,因为他毕竟是广东作家。   

 

一、地方文化在作品中化得好会让读者眼前一亮

黄国钦:接下来我们谈谈广东的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文化肯定影响人的思维、思想、心理、人性,乃至一生和生活的一切。很多人一直认为广东文化对广东文学有负面影响,首当其冲是广东方言,说广东语言习惯妨碍了思维、表达、沟通,妨碍了其他地域的人对广东文学的理解,致使广东文学走不出去。

但广东方言和文化对文学创作有一些负面影响,也有很多正面影响。以潮汕地区来说,地域对文化的正面影响要比负面多。像王杏元、郭启宏、郭小东、雷铎、廖琪等自小浸润在潮州方言和潮汕文化中,并不妨碍他们的作品走向全国。王杏元的《绿竹村风云》是新中国文学史一部绕不过去的作品,而郭小东的知情文学和雷铎的军旅小说同样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可圈可点。近年张培忠以地域题材创作了几部长篇作品,像《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纪事》等都大获成功。更年轻的潮汕作家也冒出来了,像林渊液、陈崇正、陈再见、吴纯的冲击力都不容小觑。

地域文化对广东诗坛的影响同样巨大,最具有说服力的是广东韶关的“五月诗社”。1982年5月在韶关诗人桂汉标的倡导下,韶关成立了“五月诗社”,到现在,“五月诗社”成了中国诗坛四个之最:坚持活动时间最长;培养人才最多;出版的作品专辑最多;女诗人比例最高。五月诗社的诗歌创作和诗歌活动涉及很多方面,包括促进山区社会经济文化,已经超越了文学本身,覆盖粤北、赣南、湘南,广东南部以及泛三角经济圈,被许多研究喻为“粤北现象”。

地域对校园文学、校园诗人创作的影响也同样巨大。像韩山师院的校园诗歌创作在全国高校中可说首屈一指,学校教务处和中文系引导并组织学生进行诗歌创作,帮助学生出诗集,现在出了几十部诗集,还引导学生写古体诗。吴纯2012年9月份从韩山师院毕业当年发表《驯虎》,夺得台湾联合报第34届文学奖,当时吴纯只有23岁。这些现象说明地域文化对广东文学创作的影响,我觉得正面影响有时候比负面影响多得多。

肖建国:就语言来说,不存在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刚才国钦提到王杏元的《绿竹村风云》,我在多种场合提起过。我很小的时候就读了那部书,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作者对广东地域文化的表现。我来广东20多年,还听不懂广东话也不会说,但我觉得广东语言生动而表现力强。

北京的老舍,湖南的周立波,广东的欧阳山,是把地方语言化为文学语言最好的三个作家。周立波在现当代文学上的成就没得到应有的评价,他是把方言化成文学语言的高手。他的长篇《暴风骤雨》写东北土改,用东北语言来表现,但还比较生硬,后来写《山乡巨变》,把湖南方言化得非常好,方言在作品中化得好,是让读者感到一惊,大致悟到是什么东西,能够体会到韵味,这就是语言运用的一种境界。有时候一些年轻作者写的是广东语言又不完全是广东语言,但一看是写广东生活,就反而觉得使用得很好。   

黄国钦:像我刚才说的这些人,把广东地方语言运用非常好。   

徐肖楠:刚才两位说到各个地方的作家与地方文化、地方语言的关系对我有启示。语言是相当有意思的话题,为什么用地方语言写作?因为文学语言需要语言魅力,为了产生语言魅力用什么语言都行。但问题是,所产生的语言魅力是有限的还是广泛的?接着就产生另一个问题:地方语言要成为有效的文学语言,就要有广泛性,因为它需要更多的人去阅读,不能局限于当地。这时候对地方语言运用有一定要求,并不是随意可用的。如果要把地方语言变成一种有影响的文学语言,地方语言就有普通化和广泛性的问题,比如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唐诗宋词元曲基本上没什么地方性,但已把地方化入其中。因此地方语言要产生文学魅力,其实有相当精准的要求,怎么样把地方语言运用得很有魅力、把它变成大家都承认的语言并不容易。

然后是地方文化的问题,刚才两位说的湖南文学和广东文学都包含地方文化的影响,但现在有地方文化逐渐融入国际文化的问题,国际化可能会逐渐消融地方化,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地方化与国际化之间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比如说,莫言获国际奖、中国的地方作家获全国奖,就需要地方文化获得中国文化或者国际文化的承认。

另一方面,刚才两位谈到的文学情况都具有民间性特点。不论地方文化对校园创作的支持,还是五月诗社长期的坚持,都跟广东本土的民间性特点结合着,我们会发现广东文学与民间性结合在一起有必然性。广东文学现在的创作力量有三方面,一方面是广东的本土作家,一方面是广东的移民作家,另一方面来自广东民间生活。广东文学总是跟特定的民间性繁荣条件结合在一起,这和广东首当其冲改革开放有关系,但在中国全面铺开改革后还是广东文学的民间性更强,因为广东改革开放后的文化与广东的地方生活条件有了一种先入为主的结合,这样才容易产生广东文学的独特。

黄国钦:语言对创作的影响挺有趣,像潮戏以典雅的方言进行创作,表达出来非常优雅、非常吸引人。用典雅方言和用土话创作是两个概念。我想起一个有趣的例子。1990年代末,郭启宏在潮州开了一个研讨会,请了全国二十几个省市的戏剧创作专家过来,我刚好写了一篇怎么学习书法的文章,用非常典雅的潮州方言写,比如写脸上有很多细细的痣,用潮州话叫做“复蝇史”,但全国来的专家都能看懂。只要方言运用得好,可以产生非常生动的效果。刚才建国也说周立波把“伢子”“堂客”这类化到作品里,其他地方的人都能清楚。把方言运用得好,就是化腐朽为神奇,重要的是作家怎么化腐朽为神奇。

接下来,就地域文化对创作的影响,我们谈谈广东的移民文学和打工文学。像建国和肖楠从北方过来,到了广东迅速融入广东文学队伍,也取得不菲的成绩。建国原来是花城出版社的副社长,他从文学创作大省湖南来到广东,《花城》杂志在建国和田瑛他们的劳作下,办得非常好。他一直坚持创作,出了很多文学书籍,退下来后还写长篇小说拿了奖,这跟童子功有关系,真正要从事好文学创作需要深厚的功力才行,不是一蹴而就的。

 

二、在文化之根的气息中写作

肖建国:我谈谈对地域问题的想法。我来广东21年,感觉广东的地域文化非常丰富,甚至比北方更丰富,更有味道,对人的影响更深,像潮汕过来的人一般就可以看出是潮汕过来的。

徐肖楠:文化特色非常明显。    

肖建国:这个概念比较准确。刚才徐教授谈到唐诗宋词,包括古代散文,都用比较标准、典雅的文人语言,但从话本开始的小说,是给普罗大众看的,地域文化色彩比较浓。我还是主张小说创作中要融进地方特色,无论语言还是韵味以及整个文章的走向等等。我现在看一些影响比较大的作家的作品,那里面的湖南人或广东人老用一些北方语言,我觉得有些不舒服:应该广东人就说广东话,湖南人就说湖南话。

同时,我想到一个问题。我在湖南南方山区长大,每个人出生的地方一开始对人格的塑造、各方面的陶冶和熏染等是到骨子里的,不管他以后怎么样,小时候的文化影响像胎迹一样没法去掉。我十六七岁离开家乡到了长沙,然后到广东。我写小说,一直以湖南南方为我表现的土壤,很少写城市生活,我把握比较好的,还是原来熟悉的地方人物:他们到了一个新地方,怎么样开创自己的人生,怎么样表现自己的人性方面的东西,写小说毕竟是写人物,写人物的文化背景,写文化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我在广州接触很多湖南过来的人,跟他们一接触就能跟他们的思维接通,不管是老板、打工的或者做文化的,我都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他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我对广东人或者北方来的人的细微之处就把握不了。我以后肯定会写城市生活,但要我来写广东人我肯定写不好。

徐肖楠:也能写,但不能得心应手。

肖建国:微小之处写不出来,但文学一定要把握住细微之处并表现出来。

徐肖楠:从创作体验跟对整个文化的理解,两位讲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就是:一种文化,一种文学创作,它一定跟一种思维方式,跟那种天生气质、那种血缘气息融合在一起。建国一开始说一个北方人写南方人让人看得很难受,这个核心讲的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出生之根的文化气质对创作的影响。这个气质很重要,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多文学作品写出来是飘的,没有文化之根。这有一个相关问题:文化特色一定不是浮在作品外部,而是深入作品内部,是作品里面的血肉。

肖建国:我想它应该像空气一样,在作品里流动。

徐肖楠:对,就是所写的东西是从生命中流出来,然后留在整个作品中,并不是强行灌注进去的。现在我们说到了一些很重要的文学问题,虽然我们说的是地方文学、地方文化、移民文学以及现代文学传统等等,但落实到一个根本问题上:文学表达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品质、信仰与忠诚。像建国出生于大山里,那种血缘之根是忠诚纯朴、天人一体的气息,不管是灵秀之气还是拙朴之气,都没有办法改变。

这种东西贯穿在文学之中,并不是写一篇文、一首诗、一个故事就完了,也不是让文学家变成一个熟练的泥瓦工,把字词堆砌起来就行了,而是有一种内在的东西流淌其中,所以不能够表面化地看一种文学。不是写了岭南秀色、客家景观、潮汕风情就是地方文学,而是要有一种精神气质和诗性感受贯彻其中,一般说的记叙、抒情不是附着于作品表面,而是深入作品内部。

我说的这些都是说建国和国钦刚才说的那些核心东西,这些东西到底怎么样,其实每个作家都有深刻体会,建国有深刻体会,国钦也有深刻体会。    

黄国钦:文学创作一定是从内心流露出来的,不是外加的。刚才建国说他不适合写城市,其实每个人都一样,我比较熟悉写我生长的地方,让我写其他地方就会不够深入。

肖建国:总觉得隔了一层。

徐肖楠我们通常说,写得好的都是熟悉的陌生人,从两位刚才的说法看,对广州不是熟悉的陌生人,而是陌生的熟悉人,虽然在广州生活,熟悉了,但写不好,所以陌生了。   

黄国钦:珠三角的打工文学,包括广东的新移民文学,写出来的都是他们家乡的,打工文学写的也都是打工生活。

肖建国都是这样。   

黄国钦:他写的是他所在的工厂,其实写的都是他的同乡、小伙伴,而不是写工厂生活,成功的那些作品都是写对原来家乡的思想感情。

徐肖楠按照你们刚才说的,都是原来文化的熏陶。   

肖建国每个人都是跟着文化背景过来的。    

徐肖楠没有文化之根是没法想象的,但文化之根有两面性。我注意到两位都谈到一个问题:刚才国钦谈到潮州的典雅,建国也谈到自己家乡的典雅,我想到了典雅与粗糙的问题。中国很多民间性表现深入到话本中,演变成今天的小说,但唐宋传奇还是文人作品,于是这里面有一个传统演变问题,传统当中肯定有典雅,严格讲,一定是精致典雅的文学作品才会流传下来,粗糙的不会流传下来。今天更需要不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让今天文学变成典雅的表现。什么叫粗糙、什么叫典雅?建国一开始用了一个词:土话,这个家乡土话也许是粗糙的,不能直接用,当然,在特定场合用可能很好,但一般的叙述语言很少用。粗糙和典雅有微妙关系,两位对于粗糙和典雅有什么想法?   

黄国钦:粗糙的语言如果用得好也会变成典雅,主要看在作品里怎么运用。   

徐肖楠是不是文学归根结底应该是典雅化的?   

黄国钦:这是肯定的。   

肖建国这个问题我没认真想过,一说典雅就想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小说怎么典雅,我还真没想过。比如赵树理的小说真是不典雅,但是我也不认为赵树理的小说很好。

黄国钦: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就是典雅的,语言很典雅,虽然是长篇小说,可以当成散文阅读。   

徐肖楠建国同意吗?《山乡巨变》写得非常清新,那种土话完全没有粗糙的感觉。   

黄国钦:他运用了大量的土话和方言却非常典雅。

肖建国汪曾祺的小说也这样。

 

三、广东作家的韧性和担当

黄国钦:刚才我们说到地域文化对广东文学的影响,这还体现在广东作家的韧性和担当上。应该强调广东作家的韧性和担当,在广东优越的享受环境下,广东作家要静心创作,需要强大的定力和心态。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东文学没有被快速发展的广东经济拖下来,没有被其他省市的文学落下,就说明广东作家的韧性和担当。在富裕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坚守清贫的文学,这是广东文学、广东作家了不起的职业操守和人文情怀。

徐肖楠说到韧性和担当感,《文学·现场》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广东文学韧性和担当的体现。文学家有对人类的责任心,还有对当下生活的责任心,这是我们在生命现场与人类天国的沟通,《文学·现场》正好说明广东文学不断关注中国文学现场和广东文学现场。而这种文学现场感,或者说我们的生活现场感,必须体现在文学中,这对于时尚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时尚中国的生活、文化、精神方式、生命体验等都跟以往不一样,非常开阔又繁复变化,文学现场也不断变化,在这样的现场中应该有一种韧性和担当。

当我们来到《文学·现场》探讨人类文学、中国文学、广东文学,至少这样一种形式在中国文学中是独特的,目前还没有其他文学省份在做,广东文学家愿意来到这个现场,广东作协坚持做这个事,并不容易,这正好说明广东文学有这个韧性和担当。   

肖建国来广东这么多年,外界老说文学在广东被边缘化,其实这里有很多人爱好文学。有时我们下去搞讲座或座谈,参加的人很多,很有热情。很多基层业余作者的精神很令人感奋,他们生活经验丰富,阅历多,如果能一直坚持下去就好了。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协也意识和关注到这个问题,对文学创作尤其原创类的投入很大,广东在这方面的关注度、重视度和投入度,比内地省份大。文学虽是很个人的事,但外部环境推动能起到重要作用,广东以后应该能出来一部分有质量的作家。

黄国钦:广东文学的韧性和担当表现在两个方面,广东作家自己愿意创作、愿意选题,珠三角有很多这样的作家,像陈启文生存在东莞,却跑遍全国的大江大河调查水资源,写了一个水资源报告,水利部说比专家写得还好。这说明广东作家没有被经济大潮所挟持,他们坚持自己的文学操守,写自己想写的。还有一个,广东的文学组织机构对文学的支持力度比较大,变成有为而治,组织的文学活动对文学创作的支持明显巨大。   

徐肖楠广东文学的韧性和担当一部分来源于文学组织机构的支持,另一部分来自广东人民,就是广东的非文学人群。这一点,我不知道国钦有没有体会,我和建国开讲座的对象有很多是非文学人群,但他们对文学有热情。为什么有热情?文学给他们生活,也就是文学作为生活方式给他们一种感受,给他们一种向往,而生活风格与文学风格相关,广东文学的韧性和担当实际上是广东文学的一种风格。

文学风格一般来讲由两种风格共同组成,一个是建国说的个人风格;一个是建国提到,国钦后来也强调的:广东文学组织机构所创造的整体性风格或与时代相关的风格。广东文学能够用资本和行政力量创造文学环境很重要,很多广东作品中都融进了广东文化生存环境的痕迹,这跟时代风格分不开。所以广东文学风格既有一种非常个人的特点,又有一种非常时代的特点。   

黄国钦:我也有体会。潮州那一块的文学创作跟珠三角的文学创作有点不一样。比如珠三角的作家很多都是外来的,他们有养家糊口的生存需要,他们有时候要适应这种需要。而潮州作家都有比较稳定的生活和固定职业,他们的文学创作完全是精神需求,是自己的爱好和追求,与生存没有必然的联系,就等于是真正的、纯粹的文学创作。这也是潮州文学创作跟珠三角文学创作的差异。像东莞、深圳地层的打工者,他们搞文学,写文学作品,想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像我家乡那边的,他们有一份稳定的职业,纯粹是艺术的追求,艺术的修养,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肖建国这是正常的,像我们这批知青出身的作家当年都是为了改变命运,我们那时候基本没什么出路,觉得一辈子要在农村,要用写作改变自己命运,跟你说的珠三角打工者想法一样。但做到一定程度,就要像你熟悉的潮汕朋友一样,把这个当成自己生命的表现,一种热爱。如果仅仅是为了改变命运,就是作为“敲门砖”,很多人改变命运以后就不写了。

黄国钦:“敲门砖”和一直追求下去不一样。出发点无所谓高低,但是进去以后怎么登堂入室、怎么变成自己生命的需求和事业,就很重要。执着于文学,甚至可以放着高薪、放着生意不做,一心一意想写出好的文学作品,这就是文学的韧性和担当。   

徐肖楠两位讲得很有意思,具体从潮州作家的代表性谈下来,仍然回到我们的核心话题。潮州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潮州文化的典雅性,这渗透到潮州文学中;还有一个是潮州文学的纯粹性。前不久我去参加一个潮州作家魏清潮的研讨会,他是个政府官员,但一直从事散文写作,把生命的钟情完全融合到作品中,因此他的作品有他的特点。

假定把潮州的作家当作地方作家,除地方作家之外,广东现在还有两种移民作家:一部分是打工作家,就是像东莞作家那样,通过写作他要成功;还有一部分是职业作家,像建国这样的,作为职业作家移民到广东来,但职业作家有很多还是为了生存。写作究竟能不能这样写?我们可以断定,最终的文学不是求生存的,如果不是升华,就是堕落,为自己谋取人生功利的文学可能会不错,但不可能长远,也不会有真正的生命纯真和文学纯粹。

我们今天谈的有些问题其实是文学的核心问题,比如淡雅与粗糙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而写作的问题,是为文学的纯粹去写作,还是为谋生去写作。与此相关,回到开始时说到的打工文学,打工作家的身份改变以后,他所从事的文学还是打工文学吗?

黄国钦:肯定不是了,这是贴标签贴上去的。

肖建国这是阶段性,像70年代叫工农作家、农民作家、战士作家,这都是阶段性。   

徐肖楠因此打工文学变成一种题材文学,它不是一个本质文学,打工作家都在不断变化,可以肯定的是,若干年之后“打工文学”这个概念不会再出现。

 

四、广东文学批评的声音

黄国钦:我们还要说说关于广东文学评论的话题。当下广东文学评论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欠缺点对广东文学创作的引导和推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的文学评论让人惊羡,有饶子、黄树森,还有几对组合令人起敬:谢望新与李钟声、郭小东与陈剑晖,还有张奥列与陈志红,这些人合力把广东作家往外推介,这样的工作最难做,也最显功力。

我们的评论家评论国内顶尖作家值得肯定,但八九十年代那些把广东作家推介出去的评论家更值得我们礼赞,因为做基层作家的评论,做还没冒出来作家的评论难度更大、风险也更大,而且体现的精神也更加大气,他们那种锲而不舍的坚持把广东评论做到全国都公认的地步,显得难能可贵。很希望当下的广东评论家能够重振广东评论的光荣,关注国内顶尖的作家,又关注广东当下的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

徐肖楠作为做文学批评的,我一定尽力而为,我已经在这样做,像去年在《南方文坛》《文艺报》《博览群书》《作家》《当代作家评论》分别发表了给张培忠、刘迪生、鲍十、艾云写的评论,我还在努力。

广东绝大部分文学批评家跟作家关系比较亲密,大家相融无间,这是一个状态。还有一个状态,广东文学组织机构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推动文学批评家跟文学写作者融合在一起,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做,经常会开一些研讨会,邀请作家和批评家一起参加,形成了一个传统,推动广东文学批评和广东文学的繁荣,这在全国做得也是比较好的。   

黄国钦:刚才肖楠说到《新世纪文坛》的《文学·现场》做得非常好。广东没有文学刊物觉得有点遗憾。现在的文学批评,除海派、京派、岭派三足鼎立,陕西也比较强势,陕西仅有4份公开刊号的文学刊物,其中一份是文学评论刊物。广西的《南方文坛》也办得很好。如果广东有这样一份刊物,广东文学批评在全国会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     

徐肖楠新版《作品》开始注意文学批评,《广州文艺》在文学批评方面做得挺好,多年前文学批评和作品就一起上。可能鲍十他们想做更多,但限于各种条件限制,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前几年做了“城市小说双年展”,一个作品配一个评论,对广东的作家很有推动作用。《广州文艺》很注意真正做好,如果写评论只是应付了事,套用一些东西,概念化、套路化,以后就不会请你做。

黄国钦:真正办刊物应该这样办。

肖建国创作和批评是文学创作的两只脚,如果文学很强,一只脚怎么也走不快,一定要相辅相成。   

徐肖楠法国的19世纪文学就是这样相辅相成。    

肖建国俄国也是这样,当时批评家比作家的名气都大,他们有自己的理论,推动文学往前走。   

徐肖楠:我们今天这个文学现场其实在仿效他们:一个批评家,两个作家,来做一个文学沙龙,他们那个时候文学沙龙交流非常广泛。   

黄国钦:做文学交流,说文学话题一定是这样,有批评家,有作家。如果仅仅作家很单调,如果仅仅批评家也单调,作家的思维和批评家的思维还是有差异的。   

徐肖楠文学现场不是文学作品,所以文学现场就是现场批评声音,这种批评声音是作家、批评家融合进来一起发出文学现场的声音,有对生活与文学的有益作用和影响力,毕竟《新世纪文坛》把《文学·现场》登出去之后,这个圈子的人都会看到,看到每一期《文学·现场》发出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观念,相互融合、相互碰撞,会给大家形成一种影响。   

黄国钦:也会起到引导的作用。    

肖建国不管怎么样,也是一种声音,起码触动一下。


  • 上一篇文章:
  • 下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