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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现场”第29场:散文从传统到新变
点击数:627    更新时间:2015-12-21 17:07:03    



 

第29期   詹谷丰  詹文格  李盛昌

一、散文的位置

詹谷丰:我们都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的作者,而且散文始终是我们三个人从事文学创作的一个追求,平时我们有一些交流,大家对散文的现状、存在问题和发展方向都有比较接近的看法。

詹文格因为平时我既写散文,也写小说,单就地位而言,散文与小说相比,显然处于弱势。一是散文的影响力不如小说,在文学舞台上小说自始至终占有主导地位,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感觉散文是业余的,小说才是专业的。二是散文缺少改编戏剧影视的机会,无论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不高,所以散文的传播不像小说和畅销书那样便利,拥有庞大的读者群。近年来,专业的散文杂志不断萎缩,只剩三家:《散文》《美文》《散文百家》。而综合类文学杂志,大都视散文为配角,极少有杂志会把散文作为头条作品重磅推出,有也是偶尔为之;还有编辑在选稿时严格控制散文字数,非名家作品只能在万字以内。三是评论滞后,现在专业的散文评论家虽然也有,但为数极少,不成体系,仅靠少数几个评论家,很难关注到所有的散文作品,因此,每年都会遗漏不少好文本。散文要想进入评论家视野,只有挤上大刊名刊,收入重要选本。四是散文进入门槛较低,权威奖项太少,使得人们认为散文整体平庸,技术含量低下,文学品质无法与小说媲美,甚至把散文视为雕虫小技,没有大境界、大技巧、大作为。只有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才称得上天下第一文体。

李盛昌我于80年代初开始写散文,南下谋生后中断十余载,近年重新提笔。

散文在中国古代地位很高,如《醉翁亭记》《小石谭记》《岳阳楼记》等名篇的作者都是官员。古代官员写的很多实用性文章,都可归入广义散文范畴。当时,写得出一手好文章的人,会受到尊重与重用。

明清以后,小说创作渐入佳境。一般的散文几千字篇幅比起几十万字的长篇创作,难度要小,内容也相对单薄。小说有情节、故事,雅俗共赏,散文的崇拜者主要是圈内文人和写散文的人。当下,出版社因散文集难销,不愿出;即使出版,数量也少。从读者群和市场价值来讲,散文地位不如小说。

很多知名作家、评论家说,散文是不容易写好的。如果摈弃世俗观点来评价,专业的优秀散文是有其文学地位的,杰出散文家是受人尊敬的。

詹谷丰:我们都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新潮,我认为真正能够担得起“革命”这个词的只有诗歌和小说,散文显得非常保守。打个比方,文学革命,小说和诗歌就是一条大江大河,激流险滩,奔腾咆哮。而散文则是一口池塘,水面平静,不起波澜。

我从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一直把中短篇小说作为努力的一个方向,当然也写过散文,但只是偶尔为之,我从2006年左右停止小说创作,专门写散文。关心我的朋友不断忠告,他们都认为我终止小说写作,专门写散文是一种倒退,在他们的观念里小说要比散文的含金量更高,更能代表一个作家的成就。他们认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应该写小说,你应该是一个小说家,而不应该是一个散文家。其实,这种观点代表了很多人的真实想法,散文的地位远远不如小说和诗歌。

 

二、散文的现状和问题

詹文格一直以来散文都显得比较安静,似乎没有多大的变化,如一个听话的孩子,沿着一条老路不动声色地往下走,中间没有遇到什么波澜。回过头去看,从“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后,唯有散文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最小,就连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运动也没有动摇到散文,与小说、诗歌来比,散文既没有先锋作家,也没有先锋作品。就连引领先锋潮流的小说家,余华、莫言、苏童、格非等人,他们的散文也没有任何的先锋迹象,评价散文也不像小说那样,开口闭口就是先锋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提供参照的就是卡夫卡、卡尔维诺、纳博科夫、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是因散文这种文体在我国成形较早,具备了完善的评判体系和参照模式。从先秦时期开始,散文在我国就有很高地位,不仅应用广泛,且实用价值高,比如许多儒家经典都由散文写成。《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离骚》等,均成为后世散文写作范本。正因为有这么好的先天条件,所以散文创作长期处于封闭运行,大家都习惯了这种固定模式,没有风险,发表顺畅,完全符合报刊的用稿要求。但是一种文体长期没有变化,那就值得警惕了。

上世纪90年代末,发生了一场散文革命,新散文以全新的面庞横空出世,给散文创作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让散文这一文体有了无限可能。当然,我并非说新散文之前的散文都不好,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体,唐诗虽然美丽,但我们不可能重回唐朝,再说现代人即便能写出唐诗,也未必有人赞美,更甭说轰动。我们不能简单地评判一个文本的优劣,那样会有失公允,所谓文无定法就是这个道理,只要有创新精神,有探索勇气,打开境界和情怀,不管用什么样的创作手法和表现方式,都有可能写出杰出的作品。

李盛昌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进步明显,但从整体上观察,也还存在问题。

一是作者以出世文人心态,将散文作为抒发个人雅兴的小品,远离真实民间疼痛,缺乏对底层生活、人群的关注、关怀。

二是缺少针砭时弊、批判现实的精神,很多散文对现实生活隔靴搔痒,对人性扭曲、社会问题漠不关心。

三是不讲究技巧、文笔,没有深刻的思想,公共语言泛滥,新闻语言、材料语言、流行语言混杂,缺乏个性化创新,不讲究意境、韵味、含蓄。

詹谷丰:谈到散文地位低下,不如小说和诗歌的现状,我认为是有原因的,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它既有作家自身的问题,同时也有散文这种文体本身的问题。一个写作者进入散文门槛太低,仅凭一支笔,就可以长驱直入,成为作家。

詹文格谁都可以写。

詹谷丰:对,谁都可以从散文的门槛上轻易地跨过去,从事写作的人可以承认自己不会写小说,承认自己不会写诗歌,承认自己不会写戏剧,但是没有一个作家说自己不会写散文,散文的门槛太低了,这是一个文体的问题。

另外,还有作家本身的问题,我们可以看看现在的报纸副刊以及别人赠送给我们的著作,基本上都是散文表演的一个舞台。我把散文的现状和它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一些简单的归纳:

第一,鸡毛蒜皮,皆成文字。写身边的小事和琐事,主题轻如鸿毛,没有分量,更谈不上思想。

第二是儿女情长,亲情泛滥。报纸副刊上的散文多数都是写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兄弟姐妹,其实所有的亲情散文主题都是一样的,千人一面,没有任何新意。

第三是旅游记叙,抄袭资料。当今旅游已成家常便饭,出门回来就写一篇游记散文,其实这种游记散文大多数是从旅游景点拿回来的资料介绍,没有个人感受。

第四是名人印象,脸上贴金。现在中国的名人多如牛毛,公认的,自封的,比比皆是。有些人乐于写名人印象,借以抬高自己。

第五是采风写作,应景敷衍。采风散文大多是应景散文,包括一些大报名刊组织的名家采风,多数文章不敢恭维。

第六是怀念故乡,陈词滥调。改革开放,人员流动,乡愁泛滥。但是此类怀乡散文平铺直叙,只有共性,没有个性。

出现这些现象,个人认为原因是:报刊的用稿需求量太大了,所有报纸副刊都要求发短浅平快的散文,应时应景。报纸副刊的编辑观念陈旧,知识老化,他们判断散文的优劣标准还是传统的思路,比如短小精悍、主题集中、一事一议、借景抒情、以小见大。

 

三、历史散文的价值与评判

詹谷丰:历史散文,我们都有所关注,历史散文相对散文漫长的历史来讲,它是一个新的事物,是一个新的现象,我更愿意把历史散文放到新散文中来思考和关注。

李盛昌历史散文有其传承,《史记》可算是古代历史散文。当代历史散文创作始于90年代,早期有余秋雨《文化苦旅》,后来祝勇等一批散文家创作了大量历史散文。

历史散文有一些特点:在忠实于正史逻辑、框架基础上,大量虚构,借用小说笔法,塑造人物,还原场景,丰富细节。

历史散文不仅是写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对现实也保持高度关注,借古人的生活反观现实,表达批判意识、人文关怀。如祝勇《故宫的风花雪月》,表达的是对艺术家生存状态的关注,通过对古代艺术家创作轨迹和内心秘密的揭示,表达对艺术和人类命运关系的思索,对当今艺术家生存与命运的关怀。

按传统散文理论,散文必须写亲历的生活,历史散文有大量的虚构笔法,甚至有考据、资料,还算不算是散文呢?对此,文学界存在争议。

历史散文厚重,启迪智慧;题材浩如烟海,发挥空间大。我个人认为是值得探索并大有可为的。

詹文格我觉得历史散文是一种被低估的散文,有些作家直截了当地说,历史散文是不值得写的,文学性很弱。还有人认为历史散文是一种偷懒的写作,只要多看书就能写,没有什么技巧可言,就是阅读资料,现买现卖。近年来,我对历史散文有一些尝试,感觉历史散文的写作有相当的难度,哪怕只展示一个历史片断,你也无法随意挥洒,你要做充分的案前准备,要全面系统地研究那段历史。有时在八万字,甚至是十万字的资料中,也很难提炼出一篇万字的散文来。

正如胡适先生所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散文不是学术论文,允许合理的虚构和想象,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有独到理解和发现,把作者情感用一种隐喻的方式指向当下,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有长久的生命力。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五百年前、一千年前的历史,与古人完全不同。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这座富矿正好为文学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每一个朝代都潜藏着无法穷尽的题材,如果仅靠生活阅历和经验来写作,我们就算能活几辈子也不够用。不审视历史,我们的视野就显得狭窄,在时空的纵深上就会留下遗憾。历史散文的出现,获得了新的读史方式,它打破了历史小说一统天下的局面,让一段远去的时光在文字中复活,让那些消散的灵魂重新附体。

詹谷丰:我认为历史散文写作可以成为散文革命的一个方向,历史散文写作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有成功的文本,当然也有失败的教训。为什么要有历史散文?中国的历史太漫长,古代史就不必说了,离我们最近的民国只有38年的历史,很短暂,但是当代人对民国历史的了解是不全面的,从教科书、中学语文课本里面学到的历史知识是有部分遮蔽的,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是学术,是史实,是平面化的文字。他们的论文论著中的人物只是一个符号,不是立体丰满的形象。严谨的文字中没有生动的情节和细节,没有情感的温度。只有散文中的历史,才是鲜活场景和触动人心的故事。

我从签约创作《喋血淞沪——蒋光鼐将军传》而进入到民国历史,我发现38年的民国历史里面有很多大师、学者,是以前我们的教科书里面隐匿或者面目模糊的人物,比如陈寅恪、吴宓、刘文典、傅斯年、叶企孙、张季鸾等等,打开民国历史的那扇大门之后,这些人物的面目就清晰了,跟我们以前脑子里贮存的人物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历史散文可以把这些被遮蔽的历史,甚至被歪曲的历史正本清源。

历史散文的写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包括对历史散文的评价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些人对历史散文的评价标准是小说的标准,他们认为历史散文的写作是陈词滥调,认为历史散文没有从既有的历史史实里面发现新的东西,缺乏深刻的思想。历史散文创作走的是阅读写作的路子,当代人不可能穿越到历史里面去,即使离我们最近的民国,你也没有办法回到现场。既然历史不可能亲历,我们就只能通过阅读这条唯一的路径,进入历史,感受历史。

我觉得散文家祝勇的观点可以作为历史散文创作最有力的辩护词,他说:“文化散文首先要合乎文学的要求,文学考验一个写作者对世界的感知力和艺术上的创作力,文学和世界是互相塑造的,历史文化和写作者的内心也是相互塑造的,没有内心的感应,历史和文化也就变成了僵死的知识卡片,没有了冷热,没有了活力。我曾经写过许多历史人物,比如《袁崇焕与明代绞肉机》《吴三桂的命运过山车》《永和九年的那场醉》《宋徽宗的光荣与耻辱》等,他们朝代不同,处境各异,但这些看似无关的人物,却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是通过他们来抒写我们对自身世界的认识,抒写我对命运的理解。落笔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魂就附在我身上,感觉到他们的体温、伤痛、脉动。我热爱抒写历史,是因为历史无限的宽厚,可以让我的生命与现象里无限地展开。”

詹文格历史就是当下。

 

四、散文的语言和修辞以及文体意识

李盛昌散文的文体边界比较模糊,有些小说很像散文,如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等小说看起来就很像散文。散文也可以有小说那样的人物、情节,祝勇历史散文中就有很多人物、故事;傅菲的某些散文,如《蓝调小镇》,也有人物、情节贯穿。现在的散文,像朱自清《荷塘月色》那样单纯写景抒情是很少的,人,是散文内部重要元素。小说是封闭状态的,作家所有的思想是隐藏在情节和人物命运里的,作家是幕后导演,不能跳出来说话。散文无论多么像小说,都不是情节推动的,而是靠作家的灵魂、思考、情感来粘合全文,人物和情节只作为素材被串联起来。

当下散文重在呈现作者的内心。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里的主人公葛利高里埋葬了爱人婀克西妮,抬头看见一轮耀眼的黑太阳。这是人物在现场瞬间的强烈主观感觉。当下散文里,作者细腻的感觉甚至幻觉色彩的细节大量呈现。散文要把作家内心瞬间的感悟、感觉,他的评价、他的独立思考,完整细腻地、个性化地呈现出来。

詹谷丰:通感,是一种修辞。

李盛昌说到散文文体,不能不谈散文的虚构与真实问题,这也是当今存在争议的地方。我记得80年代,教科书说散文只能从作者的真实生活体验出发,必须亲历,没有经历过的不能写。

现在的新散文,特别是历史散文,需要想象、虚构,如果不虚构,作家能穿越时空回到几百年、几千年前吗?但无论如何虚构,都要遵守一个原则,也就是生活逻辑、人性的逻辑,不能颠覆常识。

强调散文可以虚构,并不是说要否定散文的亲历性写作。亲历性写作目前和今后应该是散文写作的主流,亲历的生活是别人无法替代的。比如陈启文、塞壬等作家都很注重亲历性,强调“我性叙事”和在场感觉、体验,作品反响都很好。

谈到散文的文体意识,不能不谈谈语言修辞。散文语言修辞是比较重要的。小说可以通过故事和人物命运抓住读者,散文的魅力与作家独立的思考,真实、坦诚、多彩内心世界的艺术呈现有关。同时,语言、修辞也相当重要。

当下某些散文的语言,有的照搬古代散文、唐诗宋词。古人的语言很精炼很美,但用多了就毫无新意。偶尔借用古典散文、诗词语句是可以的,但大量重复古人语言就味同嚼蜡。

詹谷丰:古人是创造,现代人是借用。当所有的人都借用,那就成为了一种模式。

李盛昌还有另一种公共语言。因为当秘书或记者,不自觉地把工作中其他文体语言带进散文。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公共语言,没有想象力,没有感情,没有观察,平铺直叙。这种语言没有阅读美感和魅力可言。

散文语言还有洁癖要求。小说里有很多方言土语、插科打诨,低俗、粗鄙的人物对话,散文要过滤掉这些。

当下散文讲究修辞、语言重组,要把汉字通过重组来达到新的意境、感觉,像新散文作家祝勇、周晓枫、格致、蒋蓝等,语言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詹文格说到文体,我感觉散文是一种中间文体。在散文中如果加强一点小说元素,你拿到一个杂志去,编辑会认为这就是一个小说;如果诗性化一点,断句就是诗歌。所以写好散文是最基本的训练。前不久无意中看到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个教学方案,非常有趣,方案是戏文系的,本科一年级学生入学时教什么呢?首先不是教剧本创作,而是从散文入手。这个教案说明散文是创作的基本功,写好了散文能触类旁通,进入到其他文体。

散文是作家综合能力的体现,英国作家毛姆说过:把散文写好,有赖于好的教养,散文是一种文雅的艺术,好的散文应该像斯文人的谈吐。就像刚才盛昌说的,小说里面可以有一些民俗土语,那样反而使小说更有生活气息,更接近人物个性特征。但是散文相对来说就显得雅致一点,它不允许粗俗口头语直接搬进去,如果硬拉进来,会影响散文整体氛围,破坏阅读美感。

詹谷丰:现在大家对散文现状不满,读者、作者都在呼唤散文革命。周晓枫说过:“所谓的新散文,我理解是在题材、结构、语言方式等方面都比较强烈地追求个人风格,求新求变求异。”祝勇说:“体制散文进行着一种词语的专制,在这种专制中,不仅词的意义(甚至延伸意义)是固定的,比如‘梅花’‘圆月’的指意已经被确定,而且彼此的搭配关系也早已固定,‘祖国’一词一出现,它就会本能地去寻找伟大,而‘母亲’这一词也只认识慈祥,而视其他词汇如陌路。散文写作事先已经统一口径,词语之间的关系全部是单线联系,而无法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里自由组合,从而形成无穷无尽的意义世界。”

传统散文是公共语言的一统天下,新散文在语言方面,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举一些例子,祝勇写成都,只用一句话就非常准确地概括了一个城市的特点。祝勇说:成都所有的道路都通向一把竹椅。成都这个城市就是一个休闲的城市,老百姓喝茶、摆龙门阵、打麻将,都是休闲,竹椅在这里代表了一个休闲的意向,所以好的散文家用一句话超过别人的一篇文章。

周晓枫在描述梅花鹿的时候有一句非常精彩的描述:当梅花鹿群走过,就像一座飘移的花园。

祝勇认为:“散文语感的提升方法绝不在于生僻词语的应用,关键在于词义的开发和对组合方式的寻找,使语言走到公共词汇的人迹罕至之处,在这方面诗人有着明显的优势,周涛、欧阳江河、钟鸣、于坚、庞培等原本是诗人,有人说他们的散文写作是另一种形式的诗歌写作,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在所有文学题材中,诗歌与散文的距离最近。我是赞成的,很多诗人转为散文家,他们的语言就有一种诗意。”

李盛昌谈谈散文的思想性。看一篇散文有没有分量,很大程度要看作家是否表达出对世界、人生、命运、宇宙等的独特思考,给读者带来新的启发。

古人强调“文以载道”,这个“道”就是所谓的思想性。文章开头、结尾往往点题,比如《岳阳楼记》结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到“文革”时期,散文由于受体制和政治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宣传话语的传声筒。80年代初读大学时,我曾很喜欢某知名作家的一篇散文。30年后见到80高龄的老作家,当场背诵了那篇散文的几个句子。老作家很感动,回北京后寄来散文集。很遗憾,重读当年心仪的那篇散文,已找不到感觉。也许是我接受了散文的新观点,再看30年前的作品,包括自己年轻时发表的一些散文,明显发现当年文章缺乏独立思考,谈不上真正的思想性。

90年代以来,新散文作家以自己独立的思考表达对生活对大自然对自身命运的思考。哪怕比较小我、比较自我,并不崇高,但思考和情感是真实的,这是一个进步。

詹谷丰:同小说、诗歌、戏剧相比 ,散文的写作是最自由的。同时它还可以借鉴小说、诗歌、戏剧的一些元素,但是如何借鉴,是照搬,还是吸收?

我非常赞成谢有顺教授的一个观点,他说:“散文要在今后的时光中有所作为、有所创新的话,还真得要从小说界找些启发,真正伟大的小说也可以把它当成散文来读,文体的界限并不是那么重要的。小说在20世纪已建立起了现代叙述学,有很多人在专门研究小说的叙述问题。我认为散文同样有一个叙述问题,这是散文革命的空间所在,从现代叙述学的意义上来说,现代散文应该开创一种现代叙述而与之相配。”

小说和散文的边界,在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家的文本中已经模糊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詹文格这篇散文我至今仍在读。

詹谷丰:《我与地坛》在《上海文学》首发。《上海文学》的编辑认为《我与地坛》是一篇非常优秀的小说,史铁生却不同意放在小说栏目,并且坚持如果当成小说发表,宁可撤回稿子。折中之后的结果是,《我与地坛》以不标明体裁的方式在《上海文学》头条推出。那一年的小说年度选本和散文年度选本,都把它当成优秀作品收入。多年之后,读者还记得这篇作品,还有人反复诵读。没有人计较它是小说还是散文。

这几年我同一些朋友从文学史的角度回忆读过的作品,都认为散文中最好的作品当为《我与地坛》。史铁生关于人生、命运、爱情、生死的思考,至今还在启发我们,感染我们。史铁生既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也是一个杰出的散文家。有些小说家知名度甚高,但散文却质量平平。有的作家散文写得不错,然而面对小说却茫然失措。上个世纪90年代王必胜、潘凯雄编过一本《小说名家散文百题》,在跨越文体的时候,大多数小说家的表现并不优秀,与他们的名声不符。

李盛昌关于思想性可以补充。

詹谷丰:文学不是哲学,不太适合用思想性的标尺去衡量。散文是有思想的,但散文的思想是水中的糖,你看不到,却能感觉和品味。一切文学作品的思想性都不是水面上的油,一目了然。   

李盛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把思想性狭隘地理解为教育启发读者。散文的思想不是作家有意识地要去教育谁,而是通过作品的艺术形象,表达出一种思考、一种感觉。这种思想性不是灌输理念,而是给读者提供感悟、思考的路径。

散文的思想性应该是多意的、复杂的,每个读者看到的、理解的都不同,得到的启迪感悟也不一样。好的散文,在文章的艺术世界里,蕴藏着多维的思想,并且这些思想或者说思考,不是一两句话能简单归纳的。

詹谷丰:尽管我们挚爱散文,但是散文的现状却不能令我们满意。希望有散文的救世主出现,让我们听到神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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