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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现场”第35期:个性化写作的跨界对话
点击数:479    更新时间:2016-7-4 17:37:39    



 

个性化写作的跨界对话
第35期   杜璞君  王龙  舒晨

    杜璞君:今天谢谢作家王龙和编剧舒晨亲临现场,也谢谢广东省作协给我们这样一个与大家交流的平台。作家王龙是长篇小说《血色辛亥》的作者,获得第二届“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舒晨在广州军区文工团担任编剧,创作的话剧《黑瞳》获得“第九届全国戏剧文化奖”七个奖项;我主要从事小说和散文的创作。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历史重大的事件。她以纪实的方式介入现实,也就是兴起一时的“非虚构”写作。我们今天所谈的是如何将文学与内心无缝对接为一条通道,揭示真实。我们要具备怎样的写作姿态,用作品去呈现生活真实的一面,这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它的时效性,一个是它的纵深性。我们可以以非虚构的形式、小说的形式、散文的形式、戏剧的形式呈现生活,但对于一位作家来说,不管采用哪一种艺术形式,最终还是要回答在个性化写作的追求下,如何面对主流话语,有效地完成他的个性化写作,从而在现实的夹缝中呈现生活的真实,释放内心。

一、以话剧《黑瞳》为例,探究戏剧张力下的人性塑造
    王龙:这个主要是一个方向的问题,文学创作需要一个方向,我们内心也需要一个方向,读者也需要从你的作品中找到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指引着很多人去写作,指引着很多人去阅读,同时也带动许多人在创作和阅读中思考。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就是用一种方向性的、纪实性的写作形式,将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重大事件中许多人的命运呈现给后世。不同的读者从斯韦特兰娜的作品中找到了方向,弄清了这些历史事件背后的真相是什么。比方说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它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当地居民的生活、生存和健康,甚至对全世界都产生着影响。后来的福岛核泄漏事件,影响的同样不仅仅是日本,而是全世界。作家努力接近真相。因为真相对我们的文学创作带来的思考,也将同样影响世界。
    杜璞君: 舒晨怎么看这个问题?
    舒晨:我刚看过一个俄罗斯导演在广州排的话剧——《复活》,是根据托尔斯泰的小说改编的。我看了两遍。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曾经表演过《复活》的片断,对这部作品很有感情。话剧《复活》艺术性特别强。节目录制前我们闲谈的时候,谈到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救赎的情怀,他们的精神世界都有救赎人类的胸襟。《复活》上演的时候,北京有一个著名的戏剧导演专门从北京飞过来观看。她曾经想把《复活》排成话剧,但是她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她是怀着很大的期待来看这个戏,看后给了很高的评价。
    王龙:我知道舒晨作为一个一级演员,上大学的时候就演过很多话剧。
    舒晨:是的,这位导演谈到对话剧《复活》的感受时,有一个观点我很认同,也给了我一个启发。她说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不断帮助曾经被伤害过的玛丝洛娃,尽管玛丝洛娃一直拒绝帮助,但他依然尝试帮助玛丝洛娃。其实聂赫留朵夫与其说是要把玛丝洛娃从悲惨遭遇中救出来,倒不如说他是在救赎他自己的内心。所谓 “复活”是人的灵魂的复活,人性的复活。话剧《复活》的导演,忽略了对人物人性中另一层面的发掘。如果聂赫留朵夫开始仅陶醉于救赎一个他曾伤害过的女人的命运,那仅仅是一个贵族陶醉于对玛丝洛娃那样一个阶层的人的帮助,以满足自己的一种虚荣心,人性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升华,但如果让观众感受到聂赫留朵夫最终救赎的是自己的灵魂,那么这个人物就更加丰满了。
    王龙:经历很重要。你演了多年的戏之后,回头再写戏剧,会具有多种优势。
    舒晨:对。戏剧层面上的人性刻画,我就没有想到,我看了两遍也没有想到。当年看原著的时候,后来表演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这一层。我觉得如果这一笔能够表现好,聂赫留朵夫这个人物,可以使整部戏更深刻、更精彩,人性的层面更丰富,这也是在我的戏剧创作中所追求的一种方向。包括我写的《黑瞳》,它应该说是一个主流作品,也是一篇命题作文,很难去完成的一篇命题作文,它有一个中心指向,就是反腐。我算比较幸运,策划部门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创作空间,就是能够警示人,震撼人。我想,贪腐本身也具有强大的警示作用,不一定直接表现反腐。什么人贪腐呢?贪官又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不是在某一个层面上或某种意义上,他甚至还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让人尊敬的、怜悯的、心疼的人呢?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构思人物呢?当然可以的,这就是人性的不同侧面。我们如何把人性比较复杂的一面糅合在我们的主流作品中?
    杜璞君:我觉得要表现人性的丰富并不容易。《复活》最可贵的是能让你真正走进人物的内心里面去。
    舒晨:我是一位女性作者,同时我也是妻子和母亲。从我的情感出发,我决定写一个女贪官。女主人公也是一位妻子,一位母亲。作为妻子,作为母亲,她非常称职,她对丈夫对儿子的爱和奉献超出了一般女人。于是,话剧《黑瞳》的女主人公出现了:她对儿子无限疼爱,甚至为儿子抵人命案,为丈夫可以牺牲掉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一个女人的贞操,可以换来当年丈夫一纸进城考大学的资格。她最终走上贪腐之路,并不等于她原来就是坏人。人性是变化的,人在于一个“变”字。我就想写一个“变”字。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改变了她,就算改变以后,她是那么贪婪,但她身上依然有很多可爱的、值得人尊敬的、怜爱的东西。
    王龙:就是说贪官也不是100%的坏,她的人性当中也有闪光的东西,她在命运的挣扎中有过牺牲,在家庭生活中也有着美好的一面。譬如我看过的另外一部反腐戏叫《镜中人》。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好,生活经常像照镜子一样。当你站在一面明亮的镜子前,无疑镜中这个人是我,但又不一定是我,就是说王龙不认识王龙,杜璞君不认识杜璞君,舒晨不认识舒晨。这种变化不仅仅是表面的变化,是灵魂已经悄悄变成魔鬼了,但你觉得自己还是天使。
    舒晨:是的,《黑瞳》里的那位女主人公,她的贪腐超越了职务的底线,但不能完全否定她人性的光芒。
    王龙:其实戏剧和小说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都写人。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谈到了小说怎么去写人、写故事。小说当中的人和故事,有的时候是揉为一体的,甚至对个人的性格描写就是故事。戏剧也一样,你在《黑瞳》当中,很成功地塑造了一组人物。我看过这部戏,很荣幸地做了首场观众,我觉得你在《黑瞳》这部话剧的创作当中,很好地避免了模式化。一个人在日常当中,在严峻的生活现实面前,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有时候是一种灵与肉的挣扎,有时候令人痛恨,有的时候不单外人,就连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她不知不觉地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了。《黑瞳》写出了这样一种变化,一种自己觉得很冤枉的犯罪。实质上灵魂已经堕落,却没有觉察,一面疯狂满足自己的贪欲,另一面又不断给自己沾满铜臭的灵魂罩上正义的光环。我觉得舒晨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高度。
  
 二、用自己的灵魂去折射这个时代
    王龙:杜璞君,你怎么看“用自己的灵魂去折射这个时代”这个问题?
    杜璞君:确实,俄罗斯的作家充满了一种人文的情怀,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对人的悲悯是深入灵魂的。同时,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敢于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无情的拷问。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人物在复调的辩证中,进行自我的审判,有着撼动心灵的力量。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提到散文家木心的精神底色是尼采。我觉得如果我们的精神底色没有一种哲学层面的追求,写作越往后会越感到困难,这也是我深感困惑的地方。
    王龙:我想舒晨写《黑瞳》的时候,可能写着写着就把作者的身份进行了转换,你已不是编剧,你就是那个人物本身,你开始塑造人物了。   
    舒晨:是的,我们戏剧跟小说不一样。我们有二度创作,有三度创作,有导演的二度创作,有演员的三度演绎。我以前写的一些小品,我自己也去排,我也用导演的眼光去理解这些小品。所以我的优势,就是你说的那样,写完一段戏以后,会把这段戏演一遍,完全带着人物的情感去读一遍,塑造一遍,甚至有时候找我先生跟我一块配合,他读男的词,我读女的词,这时候我就完全是个演员了。作为演员的同时我又是一个观众,我用观众的心态审视这段戏。演出来,看看它是否能够动人,是否有戏剧感染力。我的文学本子出来后,它的舞台效果也呈现出来了,《黑瞳》的舞美设计都是我想好的。我要那样的一个楼梯,我要这样的几个空间;这其实是属于导演、舞美二度创作、三度创作的东西,但是因为我的戏剧经验比较多,所以那些地方的细节,我可能都会顾及到。写完剧本,不仅仅是呈现一个文本,舞台上的造型、人物的塑造这些工作,我已经完成大半了。
    王龙:这里面有一个作家素质和作家的专业性问题。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我说到美国的电影。美国的很多编剧,就非常专业,他写科幻的时候,经常带有奇异的魔幻色彩。记得好像是《阿凡达》,那些漂浮在空中的微型星体,把外太空模拟得那么专业,散发着一种异样的美感,还有一些战争片、科技片,也极其专业,我记得舒晨跟我谈过两部。
舒晨:对,《急诊室的故事》《生活大爆炸》。
    王龙:《急诊室的故事》给我印象特别深,那些医生面对着一个患者,在手术台上打某种药品,剂量精确到毫克。我曾经问过一个外科手术医生有没有看过《急诊室的故事》,他说看过。我说剧中诊治病人时那些临床的东西,比方说药的剂量,药的名称,药的作用有没有偏差?他说100%没有偏差,简直是人类外科手术的范例。这种细节的专业性决定了这部作品整个情节的真实性。这种专业上的准确呈现,是我们的作家,包括我自己的短板,很多东西我不懂。我写战争觉得拿手,因为我经历过。
舒晨:他们是有医学方面的顾问,不是一个人在搞,它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做顾问。
   王龙:没错。
   舒晨:我们是有局限的。
   王龙: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作家只能够驾驭自己比较熟悉的题材,大部分都是在人际关系上做文章。你没发现我们的作品十有八九都纠结在人际关系上吗?实际上我们的小说、散文和戏剧大部分是“段子文化”。这种段子文化对整个文学艺术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绝对是一种负能量。
   杜璞君:我觉得围绕着人际关系做文章,并不一定就是一种局限,关键是我们能否透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发现真相,是否有勇气揭示真相,当真相浮现时,是否有勇气去面对。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作品《锌皮娃娃兵》里曾有这样一个细节:一位小姑娘冲破成年人虚假面孔的包围,喊出“爸爸,亲爱的爸爸!你答应我要回来的……” 这里就是一个孩子与成年人面对真相时,两种不同的表现。孩子出于对父亲渴望的本能,发出了那声呼喊,但成年人却出于恐惧,本能地保持了缄默。而阿列克西耶维奇敢于揭示那么一种真相。这来自于她自身精神内部对现实的抵抗。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及“在自己的身上去克服这个时代”。
     王龙:你这里牵涉到生活和文学的统一和剥离的问题。举一个例子,你有没有见过蚕茧?一只茧它缠着很多丝,一个有丝的茧本身是生活。进入创作状态的时候,作家本人要把这个茧进行人工的剥离,就是你要从生活当中退出来,变成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一个具有多视角的旁观者。在这一堆现象当中找到逻辑的关系。像《黑瞳》里的逻辑关系是反腐,你写的《月亮灼伤了谁》,也是要找到那么一种逻辑关系,就是一个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他有着怎样的生存状态。我认为你不仅仅是诠释病态,你在发掘这个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在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努力寻找着一种积极的、向上的动力。有了这层逻辑关系之后,你的作品才有美感。
    杜璞君:对。我一直在琢磨这么一层关系。写作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搏斗和自我修炼的过程。我觉得真正要面对的不是时代所带来的冲击和变化,而是内心与时代遭遇时,我们不得不要面对很多观念呀、习惯呀、潮流呀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当这些东西对人造成挤压时,我赞同那篇文章对木心的评价:“以尼采式的精神来克服自身所处的时代,最终‘成为了他自己’这才是木心的不凡处。”我觉得如果想走得更远,还是需要内在精神层面的哲学支撑,而这方面我感到非常薄弱。
    王龙:任何一部作品,戏剧也好,诗歌也好包括小说都要找到一种逻辑的关系。在这些逻辑关系当中,以我们的价值取向,运用我们的学识、修养、专业,说穿了一句话,就是文学的功利作用。文学不排除功利,文学也应具有相应的功利。文学要有时效性,那文学的时效性是什么呢?不一定是天津大爆炸,俄罗斯对伊斯兰国动武,这些新闻范畴可以反映。但真正的文学作品,200年前、100年前的东西,今天不但有人在读,还在排演,像刚才谈到的话剧《复活》,就是文学价值时效性的一种延续,这是文学艺术在人类精神层面的一种永恒。
  
三、作家的内在精神气质散发出不同的文本气息
    王龙:最近我看了杜璞君两部作品,一部散文集和一部小说集,我觉得杜璞君的小说和散文有他个人的特点。舒晨的作品,包括她本人的状态都显得比较从容,但有的时候是强势的。
    舒晨:为什么觉得我显得强势?
    王龙:一种内心的强势,这是精神气质上的东西,对创作很有好处。
    舒晨:以前我们老师说过,搞艺术要疯魔、要癫狂,我恰恰不是那种特别偏执的,不知道你们写作文学是不是要有这种状态?
    王龙:这个是状态的问题,当你打开心灵,完全把自己和作品融为一体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感觉,我写得很轻灵,我甚至很灿烂,用我们东北话说很嘚瑟,写的时候可能我自己会哭、会笑,会把外衣脱掉,抱着椅子在地上跳一圈,然后回来再写,这就是无形。作家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从古到今,从中国到外国都在讨论,都在纠结!很多人说为内心写作,我承认是为内心写作,但是我有时候还可能为舒晨、为杜璞君、为另外的人的内心去写作,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物、我的故事很可能是别人的需要。出于一种人文关怀的善意,我写东西的时候,会把人物塑造得更完美一些。我愿意让我的小说充满某种温暖,我愿意让我的人物都站着生存。我刚刚写完了一个短篇叫《烧烤》。写一个叫二龙的东北籍小伙子和一条路的故事。二龙多年来一直在广州的路边摆摊儿,卖烧烤。小说中的这条路叫海阳路,路名是我虚构的。随着这条路从一条小路变成大马路,周边的建筑从街道工厂变成温州老板的印刷厂,后来变成仓储仓库、写字楼、娱乐城等高端建筑。二龙也由一个小贩变成烧烤城的老板。二龙亲历了海阳路的变化,他深深地爱上了这块土地。特意为自己的儿子取名叫许海阳。二龙相信,不管路怎么变迁,这条路上肯定会有他的饭碗。不仅仅能生存,还能够发展。他把他的命运跟这条路已经完全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小说人物是这样,写作时,作家跟自己小说里的人物,主人公也好,配角也好,哪怕是一个跑龙套人物也好,同样也是息息相关的。
    杜璞君:其实我写东西不是那种状态,而是非常冷静。你刚才谈到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我写东西的时候,比较多地把精力花在小说的结构、情节和细节上,特别对于整篇小说的结构,我更多考虑如何将内心的感受,用合适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几乎没有多余的精力考虑这样或那样写,写了读者究竟喜不喜欢这些问题。我觉得一篇小说的切入角度,还有它的语调,才是我要关心的。   
    舒晨:咱们没有可比性,应该是两种构思方式。因为戏剧是一种剧场艺术,它要在跟观众交流中共同完成这个作品。所以我们必须要感觉到观众的存在,你才能达到这种交流,你们写小说的不是这样。书出来后,可以在各种场合看,可以早上看,晚上看,各种空间,各种时间看都可以,而戏剧作品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共同创作。
  
四、细节是不同文学类型表现形式生命力所在
    杜璞君:我觉得小说也好,戏剧也好,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细节。舒晨刚才谈到《黑瞳》的那个女贪官,其实她是个贤妻良母。你在这部话剧里,如何将这样一个身上不缺乏母爱,但在工作中却没能遏制住欲望,把这种矛盾的心理集中到这个人物身上,你怎样用细节去表现这种具有复杂情感的人物?   
    舒晨:《黑瞳》里的女主人公跟丈夫说出她贪污的实情的时候,同时告诉他,当年她曾经为他作出了牺牲。她说当年那个农场的场长强奸了她,换来她当时的男朋友,也就是现在的丈夫的那一纸大学推荐表。她说,当他像猪一样沉重的身体压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感受到了权力的分量。这就为她以后的人生打下了一个伏笔。但是她又说:我不后悔,因为我那么爱你,今天我依然那么爱你,我依然可以为你奉献我的一切,你能吗?
    王龙:这种反问,形成了戏剧的矛盾。艺术一直存在着质证的功能,用一个人的伟大,去反证另一个人的渺小。反过来,用一个人的贪婪,去反证另一个人的无私。质证得越是巧妙,手法越是了无痕迹,取得的艺术效果就会越显著。
    舒晨:她的丈夫知道她贪腐的真相,想去检举她,正处在一个矛盾之中。她就问他,你能吗?她丈夫说,我才知道这一切,但是今天我如果包庇你,我觉得这不是一种牺牲,这是一种葬送,葬送了我的人格,也葬送了我们的孩子,也葬送了这个家。
王龙:矛盾是有张力的,我觉得这个张力像一把强弓一样,可能要有楚霸王项羽那种力量才能把它拉开,所以看这部戏的时候,有多次的掌声。
    舒晨:对,这个矛盾扣得紧紧的。戏中每一个人包括她丈夫都很矛盾。她丈夫也在反省。他说他很自私,这么多年他没有关心过她的成长。一听到她做了这么过分的事情,他就想到要跟她一刀两断,要去检举她。他也有他作为丈夫人性的反思。他不仅感到自己对妻子的自私,而且也是一个很自私的父亲。他说,我也没有关心过儿子。我只关心我自己的事业,我自己的前途。我自己要上大学,我要出人头地,我要有我的作品。每一个人其实都在拷问自己的良心,正面人物,反面人物都一样,在谴责的同时也在拷问自己。
    王龙:我们在小说创作当中,也应该学习这种东西。这涉及到小说的可读性和趣味性。我觉得我们写小说,也要注重戏剧性,无论小说是否有机会改编成戏剧,都要有人喝彩。我觉得你这部话剧里,有个细节特别好——当农场的场长像猪一样的身体压在女主人公身上的时候,她感到了权力的重量。其实女人这种献身,这种被迫的付出,不仅仅是针对一个男人,或者针对一个场长,而是权力的化身。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有猪一样体重的男人,都有资格获取她的奉献或者她的贞操。只有权力才起作用。文学尽可能表现的是成长的痛苦,尽可能表现失衡,人物在戏剧化的冲突中,情与理、情与法越是失衡,戏剧矛盾就越尖锐。《黑瞳》的女主人公在生活中失衡了。她被权力、欲望很多东西纠缠在一起。贪腐两个亿的时候她觉得不够,这种失衡就是看点。这种失衡就会形成文学作品的看点,它也是文学作品存在的价值所在,存在的必要性就在矛盾冲突里体现。
   杜璞君:舒晨用一个细节扛起了整部戏剧。
王龙:另外,我们再来谈谈杜璞君的小说。我觉得杜璞君笔下所有的男主人公都活得不容易,总是给自我设了一个囚笼,始终处于自我囚禁的状态,不愿意释放出来。他小说里这些个人物在囚笼当中不断寻找出口,可是有的时候有出口,也不一定愿意跳出来。
    舒晨:杜璞君你为什么关注这样的一种人物?
    杜璞君:用福柯的话说就是:“在现代时期,心灵是身体的牢笼。”我们现在谈幸福感,我觉得倒不如说是存在感。一个人是否感到他是存在的,不是说你的肉体是否存在,而是你精神是否找到一种归宿。夜幕下的霓虹灯照见的那些匆匆赶回家的身影,人是回到家了,但精神却还没有返家。卡夫卡写城堡、写人变为甲虫,写做饥饿表演的艺术家,其实写的就是一种存在感。那无法进入的城堡、人一夜间变成了甲虫,就是人感到自我的丢失,感到找不到存在感的一种迷茫。我写《月亮灼伤了谁》是针对当下城市的拆迁,很多我们原来熟悉的街道、市井生活,甚至一个家族居住过的曾经辉煌一时的老房子,随着时间,随着城市发展的变化,颓败了,消失了。我觉得在这样一种城市变迁中,好像人只有对残缺的抚摸才接近时间,他才会有一种时间感。

五、跨界沟通和阅读是文学延展的可能
    王龙:说到阅读这个问题,我是有一点感触的。在写作上面,我一直都保持着阅读的习惯,我曾经用十年的时间集中去阅读,每天要读300页书,风雨不误,坚持了整十年,每天都没有停过。比方说我白天要去电视台写东西,晚上回家,开夜车也要读300页书。我涉猎了哲学、历史、文学,把以前读过的东西重读了很多遍。因为我要不断透过阅读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知识结构,要想方设法去了解命运的神秘性。知识储备丰富了,才能驾驭题材、才能掌握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我觉得广泛地阅读很重要,阅读永远都是创作最肥沃的那块土壤。
杜璞君:王龙规定自己每天要读300页书,这样的阅读强度,曾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不过有一件事印象特别深。前段时间王龙给我看他新写的长篇《丝绸之路》的部分章节。
    王龙:我现在改为《掺沙子的人》。
    杜璞君:哦,《丝绸之路》这部书稿里写到很多中东西域宗教人文方面的内容。我很惊讶!后来知道王龙对古埃及史下过不少功夫。阅读方面我花在读文学方面的书比较多,而历史这一块几乎是空白。这知识架构对于搞创作来说就单薄了,不恶补不行。
    舒晨:对。阅读对于文学创作,包括我们这些编剧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但不管你怎么读,我们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知识。所以,我倒觉得可以借助一些别的方式。你看美国电视剧《生活大爆炸》,就写一帮物理天才。《三体》也有大量的物理知识,它把文学和科学结合得很好。他们都有非常权威的物理学顾问,这种合作就很好。
杜璞君:今天我与两位作家就小说的创作、散文的创作和戏剧的创作等方面,做了一次尝试性的艺术跨界对话,其中个性化写作方向问题,人性刻画深度问题,以及如何直面真相的勇气,保持内心冷静、强势,还有细节把握等问题,这些都是个性化写作必不可少的。这为作家创作出个性化作品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谢谢王龙和舒晨!


注:杜璞君,中国作协会员、省作协会员、广东文学院第5届签约作家、第三届广东省“九江龙”散文奖获得者。王龙,中国作协会员、省作协会员、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舒晨,原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工团一级演员、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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