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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克:在钢筋水泥中看到诗的闪耀
点击数:128    更新时间:2016-9-14 10:21:13    

    来源:《南风窗》2016年第19期 

 

    作为“中国诗歌30年来的一个活化石般的存在”,杨克觉得,诗歌应该有一种处理当代的能力。他说,“冒犯俗世是艺术家的天然特权”,但诗人要为真实写作。

 

    30多年前,诗人杨克和3位作家一起去了广西花山,后来他写出了青年时代的代表作《走向花山》,而作家们很快都改了行,“对文学金盆洗手”。

 

   现代化的每一步,看上去都在消灭诗人。有的自杀,有的疯狂,有的漂泊,有的隐退,还有一些曾经著名者困窘无依,人们看见他,却不知道他是谁。

 

    而杨克,作为“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之一、诗坛“盘峰论剑”的引爆者,一直活跃到今天,以至于有人说,他是“中国诗歌30年来的一个活化石般的存在”。

 

    我在2016年8月30日找到杨克,打算从他身上找到“一个自由的灵魂如何化解时代围困”的答案。我发现,他其实是宽容地去定义“美”,在钢筋水泥丛中也能看到诗在闪耀。

 

    诗人宽容了时代,时代也回馈了诗人。
   

    和光同尘

 

    1991年,杨克从广西到广州,之后一直定居于此。

 

    20多年来,整个中国的城市都在剧烈生长,物质欲望就像一个没有天敌的外来物种,在人们心里攻城略地。

 

    诗人们自觉扮演了敌对方:面对当代,似乎只有批判才能构成诗;一个村姑唱着山歌,写作者纷纷赞美,而一个模特穿着时装,天然便是丑的。

 

    杨克不以为然:“模特真是丑的吗?如果非要这样观念化地写作,就脱离了诗的真实。”

 

    很多人无法割舍传统价值,在深圳、东莞生活几十年,一写诗,还是乡愁,“四川老家”成了一种基本的形态,对工业和商业环境下的美不忍领会,于是诗歌总被过去圈禁着。

 

    杨克打了个比方:在一个深秋,走到黄河之畔,诗人们就会文思泉涌。

 

    “这时候能写出来,是因为自古有很多人写。你以为是你在写,其实只是唤起了一种文化记忆,你不是写了一首诗,只是仿写了一首诗。面对当代才有的东西,就写不出来了,因为历史里没有参照物。”

 

    高楼、商场、火车站、野生动物园……一切与传统审美相悖的意象,都会招来诗人们情绪性的厌恶、批判或回避。

 

    杨克则用诗迎了上去,他觉得,诗歌应该有一种能力—处理当代的能力。

 

    于是他写,“高楼大厦是城市里的庄稼”;他写,商场里的美女让“不知谁家的丈夫不小心撞上了玻璃”;他写,野生动物园“再大的牢笼也是牢笼”。

 

    当代的事件也成为诗门的钥匙,曼德拉出狱当天,他写了《纳尔逊•曼德拉》,德兰修女去世当天,他写了《德兰修女》。

 

    即便和别人一样写传统意象,比如还是黄河,他也是以现代主义的方式去思维:“江山是皇家的,河山才是我的祖国。”

 

    事实已然,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农耕时代到消费时代、信息时代,几千年的中国社会,脆生生地断裂。“我们正好处在断裂带上,那么怎么办?不能去逃避,而是有责任去呈现它,用有惊喜的意象,去赋予它美学上的意义。从中你还可以打开一个美学的小方向,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新的向度。”

 

    “以前形容一个美丽女子,说她像兰花,今天你不常看到兰花,那说她像水灵灵的青菜,也并无不可,诗意并没有下降。前人用‘城上高楼接太荒’,今天你在广州,看到高楼但看不到‘接太荒’,如果还要硬写,那是违背生命感受的。”

 

    就这样,杨克搭着诗歌的肩膀一路走来。

 

    走着走着人就少了

 

    在诗歌之路的起点,是杨克拥抱了诗歌还是诗歌拥抱了杨克,已经说不清楚。

 

    他说,本来自己可能会写小说,但因为高中语文老师热爱诗歌,学生们又容易被感染,偶然就写起了诗。不过,在此之前,他也写过诗,因此无法给出发点一个确切的时间。

 

    80年代是一个适合诗的年代,除了自由气息洋溢之外,每一个领域都对人才不拘一格。杨克的第一本诗集《太阳鸟》在1985年出版,1988年他就获得了广西官方的第一届“铜鼓奖”—广西的文学最高奖。

 

    “我们那时候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年轻,前面有很多老前辈,人家可能从50年代开始就写诗,出过很多书。第一次发奖就能发给年轻人,放在今天根本不可能。”杨克说,“那时候我们连评委是谁都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后来评奖才有了各种利益博弈,常常引得社会上意见纷纭。”

 

    创新是年轻人得到鼓励的理由,而创新在那个时代比现在容易得多。年轻人读了很多西方现代派作品,开始用现代主义的方式写作,一写出来,就是过去从未出现过的新文本,它们的个体性显著区别于过去数十年文学的“集体合唱”。

 

    很多人20多岁就成名了,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当时写了一篇《透明的红萝卜》就声名大噪,杨克说,正因为它跟《烈火金刚》、《林海雪原》不同,那是“一个人的时代”。

 

    而今天无论写诗、写小说,“大路子”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很难再别开生面。“这就是我们那一代的运气。”

 

    历史从来不会持续地给某个群体喂食,正是沉浮构成了它的精彩。杨克走着走着,身边的人不断减少,因为在大发展背景下,诗歌得到的回报一路走低。

 

    杨克的诗集《图腾的困惑》,卖掉5000本,得到5000元的稿费。当时他的工资只有50多元,“随便写一本薄薄的书就得到了相当于10年工资的报酬”。要知道,那是一个“万元户”还处在经济能力的金字塔顶端的时代。

 

    1990年,杨克获得台湾“第二届石韵新诗奖”第一名,奖金折合人民币数千元,也是一笔大数目,诗人杨黎、评论家毛翰都写信给他,寻求赞助。

 

    然而,其他行业的报酬快速增长,诗人们很快就陷入了“相对贫困”。“现在一些行业的收入已经以亿计,一些做房地产的商人,身家百亿。今天就算得到10万元的奖金或者版税,都显得很可笑,何况这还很难。”

 

    杨克的书一直卖得动,大部分诗人的书都是自费出版,免费赠阅。在现实的诱惑或逼迫之下,诗人们只能离开。

 

    “这说明,当时很多人从事文学,不仅仅是因为对文学的热爱,后来很多人离开,也不是因为对文学不再热爱。精神境界总被夸大,但现实不是那么回事。”杨克说,认识到这一点,自己对人们因为经济理由而离开一个行业,就都能够理解,那些“金盆洗手”的朋友,“从此都比我有钱”。

 

    在一首题为《广州》的诗里,他写道:“想象点钞机翻动大额钞票的声响/这个年代最美妙动听的音乐/总有人能听到/总有人的欲望可以万紫千红地开花。”

 

    在集体哀叹时代的聚光灯已经照耀其他行业的时候,杨克显得异常淡然:“凭什么聚光灯就要一直照在你身上?”

 

    新人的“托举哥”

 

    一个群体越是艰难匮乏,就越难“和平共处”,诗人群体亦然。互相轻视和挤压的风气,日见其盛。

 

    杨克说,比如有时参加诗会,会碰上北岛,他就是比我厉害,我觉得理所当然,但有的诗人不一样,他会觉得不舒服。

 

    2015年春天,余秀华一夜成名,《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种另类的表达引来了很多批评,大部分尖酸刻薄的评论,都来自诗人,一股醋意弥漫在诗坛。而杨克,则对余秀华给予了毫不吝惜的赞扬,他说,“冒犯俗世是艺术家的天然特权”。

 

    “比起写了很多年诗的人,余秀华客观上不会差。有人说比她水平高的人不少,也没有得到这么高的社会认可和物质回报,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世界从来都是这样运行的。我们期望更多人能得到余秀华那样的待遇,但不是说得不到你就生气。”杨克说,“余秀华的诗集卖出这么多,我卖得最好的也只是她的零头,而且我已经是去年少数几个作品最畅销的诗人之一,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要生气,就要忿忿不平。诗歌因为余秀华而得到关注,你应该高兴。”

 

    在这个时代里,有勇气以成为一名诗人为志趣,已经非常不易,所以杨克对待“新人”,总是尽力帮忙。

 

    他常常为诗坛新秀的诗集作序。“别人还认为,我是不是从中捞了什么好处。其实我也不愿意写,在博客上已经声明不写这些东西,但人家一来找我,我就心软了。很多人出了名,就只愿意给更有名的人写,不帮新出道的人,因为帮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很穷,甚至连工作都没有,但正是这些人才需要帮助。”

 

    “我很理解他们的处境,我们年轻的时候去找一个名人,腿都会发抖,害怕别人不理睬我们,我知道这对人的伤害、打击很大。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名人,而是认为‘天下诗人都是亲戚’,既然是‘亲戚’,人家找你就很正常。”

 

    没有工作的,杨克还要帮忙找工作。“我肯定是全中国帮诗人找工作最多的诗人。”

 

    青年诗人阿斐说,在当代中国著名诗人里面,有现代人格的诗人屈指可数。“我所见的,更多是充满了浓重的帝王思想者,是那种‘梨园班主’的角色。”他说,杨克有自由精神,对年轻诗人“无私提携”,从不因自己的诗歌趣味或者所谓阵营,而去扼杀其他优秀的诗人或诗作。

 

    阿斐把杨克称为“80后诗人的‘托举哥’”,而阿斐自己,正是其中的受益者。

 

    杨克认为,一个人对别人应该心怀善意,这是诗人的真实性,“诗人对真善美应该是真诚的”。

 

    诗人的责任

 

    2016年8月23日,杨克的诗歌研讨会召开,与会者提到了他的矛盾性:“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他的心在民间。”

 

    杨克认为,这是准确的。在写作的时候,他坚持“民间立场”,从底层角度打量社会与众生,因而在诗中倾注着对公平正义的呼唤。

 

    “写作的时候,你不可能站在富人的立场上说话。”他认为,社会发展需要富人,他们产生于自由竞争,更有能力推动效率提升,但为了防止社会变成一个完全弱肉强食的场所,写作者必须更关心弱势群体和普通人,那些没有那么强的竞争能力的人。“这并不特别,自古皆然,1000多年前杜甫也是这样的。”

 

    但同时,诗人不能为观念写作,而要为真实写作。“有些人价值立场过于鲜明,对公平的呼唤到了要彻底牺牲效率的程度,那一定是错的,因为你对穷人的所谓关怀最终也实现不了。”

 

    汶川地震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声音,认为富人捐1亿元和穷人捐1元,并没有差别,杨克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精神价值上是一致的,但客观上我们要承认富人捐出1亿元,实际作用肯定更大。”

 

    他理想中的自己,是在写作上有鲁迅的精神,大胆地批判,而对待生活则更像胡适,多一些包容,少一些挑剔。“对别人和自己的缺点,都应该有所原谅。”

 

    诗歌和诗人群体都在边缘化,这是在和杨克的谈话中无法绕过的问题。不过,他从不愤愤于人们不再读诗,除了客观认识快节奏的时代背景之外,他也从诗人群体身上找原因。

 

    “我们现在写所谓的‘难度诗歌’太多了,太强调精英主义和独创性,而对人类普遍精神的表达不足。”杨克说,顾城把江水形容为“展开暗黄的裹尸布”,很多诗人都在类似的方向上痴心索句,而写“水作青罗带”、“我把西湖比西子”的人太少,认识不到后者也是好诗。

 

    “他们似乎忘了,诗不是只写给写诗的人看的。”

 

    杨克所在的“第三代诗人”阵营,正是以对顾城所在的朦胧诗的反叛和挑战而成型。这场价值搏斗,到今天也没有结束,诗歌应该属于平民还是精英,争论依然继续。

 

    现在的杨克更多地以行动表达信念,2010年开始,“中国最忙的诗人”杨克还经常抽空给小学生上诗歌课。

 

    他说,让更多的人能读一点诗,拥有更丰厚的生命,也是诗人的责任。


作品欣赏

夏时制

火车提前开走
少女提前成熟
插在生日蛋糕上的蜡烛
提前吹灭
精心策划的谋杀案
白刀子提前进去
红刀子提前出来
 
只是孵房的小鸡拒绝出壳
只是入夜时分
月光不白
 
马路上晨跑的写实作家
在本来无车的时刻
被头班车撞死 理解了
黑色幽默和荒诞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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